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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内外周作人研究的现状吗?

止庵:周作人研究现在并没有多少人在做,谈不上很大的规模。欧美曾出过不止一本研究他的专著,关注的是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观念,特别是因为他在中国最早提倡“人的文学”。关于周作人的生平,只有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写的《北京苦住庵记》。国内研究周作人著作的出了几十本,但总的来说水平不算太高,多是博士论文之类。

记者:您觉得周作人研究除了您说的“周氏生平材料仍然十分匮乏”这点外,最困难的地方在哪?

止庵:周作人研究的困难,一是在材料上,包括日记还没完整印行,书信很少搜集整理,档案材料不曾公布,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也没汇编出版,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而末尾一点尤其麻烦,以讹传讹特别多。周传人研究常常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兄弟失和,二是出任伪职,这方面不实的、想当然的材料特别多。中国人回忆故人、往事,往往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什么政治背景下说什么话。二是先入为主,长期以来学界有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以果证因”。周作人出任职后,就在前面找各种材料去“求证”他的思想根源,甚至还有人说他和鲁迅失和就是附逆的开始。这两种情况导致周作人的研究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记者:的确,周作人研究绕不开兄弟失和以及周作人出任伪职这两点,据您的研究,他们兄弟失和到底原因何在?

止庵:我的结论是:周氏兄弟失和,和思想没关,和经济没关,很有可能和羽太信子也没关系。而是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导致不能不失和。当时院子住着鲁迅的母亲,而这是一件连他母亲都管不了的事情。我写过一篇《关于周氏兄弟失和》,收在我的新书《旦暮帖》里,把目前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列举出来并一一辨析,跟写侦探小说一样,但写到快破案那儿,就停笔了。实际上,认真读这文章,读者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是还缺少一个板上钉钉的材料来坐实,所以我没下结论。强调一下,这是人家的家事。1960年代初,周作人把自己的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剪去了日记里的十几个字。因为这是家事,不愿意告诉别人,这是老派的作风。

 

记者:您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周作人1955421日曾致信松枝茂夫,谈到自己“于‘沦陷’时出任‘伪官’,其动机大概未易知道”,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什么?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发现?

止庵:关于周作人出任职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从过程来说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91月至19411月,他出任了伪职,挂名北大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但都没到任,是北大的秘书长和文学院的秘书代为管事;而此前的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91月,他并没有出任伪职。第二个阶段是19411月至19432月,他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这个期间是正式上班了;第三个阶段是19432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又变成基本上不上班只拿钱了。

对周作人出任为职,我有一个明确态度——反对。我们看待一个事情有两个角度,历史向来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但另一方面,动机或思想尽管不能用于对一个人行为做出评判,却有助于理解他何以要如此行为。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动机去理解人,从结果去评判人。这是我的基本的历史观。我写《周作人传》也是这么写的。首先从结果上看,周作人确实出任过出任职,我们可以称之为附逆、汉奸。至于他干吗要这么做?动机如何?未必是我们想的卖国求荣。但动机只限于我们理解他,并不能改变我们对结果的评判。周作人当时有一种希望:华北被日本占领后,争取教育能保持一点中国的本色,不被日本同化。当初北大撤走时,也曾委托他照顾校产,他就是顺着这样一个思路,觉得应有所作为,可以争取一点东西。当时有些附逆和出任职的人也有类似想法。这个想法可以理解,但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同。

周作人曾说:空谈没有用,应该做点实事。他从三十年代就开始批判气节,说空谈气节误国,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这大概就是他后来出任伪职的思想根源。1946年周作人在国民党法庭受审、定罪,都是基于他出任职了,而不是他出任后具体做了什么事。但周作人认为,自己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才是最主要的。法院也承认他在出任职期间确实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保护校产,图书馆藏书增加,还有保护一些抗日人士等。1945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说,河北的教育不曾奴化。这应该和周作人是有些关系的。这些是事实,对此高估不对,忽略也不对。

周作人被定为汉奸,主要的理由是他出任了哪一级别的职,但当时法庭也考量到他做了一些好事,所以刑罚定得较轻。判了十年,但只坐了三年多就交保释放了。

    现在学界对周作人附逆的认识,基本上延续了国民党法庭定案时的依据和思路。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改变。

记者:他自己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呢?有没有发生改变?

止庵:他一直到死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他只是在给周恩来写信的时候说过:“我所顾虑到的只是学校学生一方面,单为知识阶级的利益着想,未能念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当然是错误,我也是承认的。”

 

记者:周作人和松枝茂夫通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哪几个方面?《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和国内已出版的研究周作人的资料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止庵:松枝茂夫是日本很重要的翻译家,他以一已之力翻译过整部《红楼梦》,还是《鲁迅全集》的译者之一。在周作人生前,日本一共翻译出版过他八本书,其中有六本半是松枝茂夫译的。这部通信集的意义在于,它是译者和作者就翻译中很多具体问题的交流,松枝茂夫在信中问了周作人很多典故、风俗,以及字句方面的问题,周作人一一做了解答。周作人的中文著作迄今还没有注释本,但日译本都是有注释的。这是1936年到1944年两人通信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周作人一百多篇文章的解释。第二部分是1954年到1965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作人晚年的境况。有些材料也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记者:那它是否在某些方面纠正了我们对了周作人作品的谬读?

止庵:周作人在致松枝茂夫的第一封信中,就说:“拙文中常有南方方言,虑须多费注解,如《乌篷船》中之猫儿戏系女优演剧之俗名,虽然平时女优并无‘猫’之称,鄙意或因其歌唱时之高音有似猫叫乎。拙文中有排印错误或诘曲费解处,如承下问,即当奉答。”书信集中很多这种具体的解释。

 

记者:有人认为,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热爱超过中国文化的,您认为呢?

    止庵:当时在中日文化之间进行比较,对于日本文化某些方面予以肯定的,并不是周作人一个人。如果以周作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来解释他的附逆,是既不懂周作人,也不懂日本文化。周作人讲到日本有两种代表,一种是“贤哲”,另一种是“英雄与无赖”,他对于前者很推崇,而对于后者则从来没有好言语。他说:“英雄者实在乃只是一种较大的流氓”。他并不主张以文化研究的结论来概括一个民族的一切。他说,这种结论其实只能应用在文学艺术上,而拿去解释同一国民的别的行动便不适合,所以无法以此为依据来解释其全部国民性。

周作人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和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他也说过,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日本对于中国)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即使在华北伪政府任职之后,他所喜爱的仍仅限于日本的民间艺术或文人画师的作品所体现的文化。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始终。

 

记者:据您的研究,晚年的周作人的心境如何?在意自己的身后之名吗?

止庵:周作人在1965年写下遗嘱:“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即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19662月,周作人给时居香港的作家徐訏写信说:“(对于出任伪职)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境遇。”

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说周作人因出任伪职而身败名裂,但却意外地在1949年以后获得一种边缘甚至边缘以外的生活,那之后的十七年里,他一共写了二百万字,翻译了四百万字,全是精品,是这个时期中国文坛成就最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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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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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口腔学院)。做过医生、记者等。出版有《樗下随笔》、《如面谈》等。 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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