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这个名字，近年来受到很大关注。《追忆陈寅恪》和《解析陈寅恪》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的。两种书的作者，大多对于陈氏其人其学有着较深了解，所“追忆”和“解析”者，似乎较之一般读者与作者心目中之陈氏，要更实在一些。可以说这是两种书的最大好处。虽然若依上述“一般读者与作者”看来，或许会觉得不甚解气也未可知。如果我们这一揣测成立，则陈寅恪作为一个话题，似乎有着“大众”和“小众”的区别。这两种书尽管标榜“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和洞悉陈寅恪内心世界和博大胸怀的门扉”和“对喜爱陈寅恪的读者来说，具有非常的阅读和收藏价值”，毕竟还是属于“小众话题”。因为相当了解，所以说话才有限度，到底不能信口开河或借此过分抒发一己的感慨。这正所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了。

    编者在《追忆陈寅恪》的后记中说：“八十年代以来，对陈寅恪，学术界的拨乱反正已足以告慰，但影响却未能超出学界太远。是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将陈寅恪由学术圈推向了‘民间’。于是，陈寅恪为更广泛的读者所关注。”其实不妨问一句：对于“关注”的对象陈寅恪来说，这究竟是一种幸运，抑或正是相反。也就是说，陈寅恪究竟应该是“小众话题”，还是“大众话题”。陈氏作古已久，我们关于他无论说什么都已经与他无关，然而在这一“关注”中实际上被象征化或符号化了的陈寅恪，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当年人物相符合的呢；反过来说，作为当年人物的陈寅恪，是否真的有可能被这样象征化或符号化呢。这里就要提到这种象征化或符号化的始作俑者《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了，我觉得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记得当初读时就想，与传主自家风范的差距未免也太大了。现在读《追忆陈寅恪》，更加坐实了这一印象。例如陈氏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我作的三本书：《略论稿》、《述论稿》、《笺证稿》，都叫稿，就是准备以后还要改。”（蔡鸿生：《“颂红妆”颂》）又如时下大家所惊异的他掌握十几种语言之事，“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足见这位大学问家的谦虚和慎重。”（胡守为：《学识·品格·生活情趣》）即使晚年所作诗多写抑郁幽怨心境，也是极其内敛，绝无嚣张之气的。这哪里是陆著虚张声势语境里的陈寅恪呢。

    《追忆陈寅恪》所收唐振常《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一文引萧公权致汪荣祖的信说：“愚以此公之天赋境遇，均超越一切。其记忆力极强，即古人所谓‘过目成诵’。少年时家学渊源既厚，又得机会游学西国，不受一般留学生求学位、计出路之牵绊。又精通中外语文，故能用许多人不能用之史料。其力学之勤，有时到废寝忘食之程度（致种失明之远因）。足下卷末谓：‘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窃想不易做到耳。”我以为这是知人之言。然而他只说到“成”的一方面，此外还有“毁”的一方面，即失明，膑足，以及如陈氏自己描绘的“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等，也可以说是“超越一切”的。陈寅恪的一生，真是充满传奇色彩，到了我们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惟其如此，我更觉得近年来在上述“关注”中所赋予这个人物的象征意义，或者视之为社会历史中的某种角色，并不一定恰当。即以陈氏最后二十年的际遇而言，恐怕除了末尾身心备受摧残外，此前之种种可以说无不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说来这只是一个个案，不能说是范例，更不应该被变成某种情绪化或鼓动性的产物。只有“有是事说是事”，具体而不是抽象地看待他，才有可能较为真实地理解他，就像收入《追忆陈寅恪》和《解析陈寅恪》中大多数文章所做的那样。

    在《追忆陈寅恪》的封底印着这样的话：“陈寅恪的生存方式、治学道路、学人风骨、人文精神，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可谓是对于陈寅恪之作为大众话题的准确描述。然而我觉得这种“关注”恰恰忽略了陈寅恪最根本的东西，即他的学术成就，有些近乎舍本求末。或者说这乃是为陈氏自己的话所启发，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然而他是深刻体会王氏成就之后才这么说话，没有学术成就做底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何谈起。王国维也好，陈寅恪也好，“生存方式、治学道路、学人风骨、人文精神”还当以其学术成就为核心，或者说这些是充分体现在其学术成就之中的。离开学术行为，陈寅恪之为陈寅恪也就不成立了。我想这是他在失明膑足以及遭遇其他坎坷不幸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著书不已的根本原因。

    这也涉及到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例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为大家所特别重视，依我看来，陈氏此说原本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政治上的，一层是文化上的。他写《王观堂先生挽词》讲：“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似乎强调王之自戕别有意味，然而接下去又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联系《王观堂先生挽联》中写的“十七年家国久销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还是不曾否定王死是为殉清，只是说不能仅仅限于从这个层面理解而已。他特别标举出文化层面，乃是出乎对王国维理解之深；此亦当是陈氏一生自况之语。然而这个文化含义，又有着立场的新旧之分，此种区分有着超越政治的独立意义。陈寅恪曾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强调自己“未树新义”，这应该结合他另一句话来理解：“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一立场他可以说是坚持始终，所以吴宓在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时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学者多以为陈寅恪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较之张之洞当年所说更深一层，因为是从文化层面上考虑，我想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说似乎可以视为对此的基本阐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然而“中学为体”也好，“本来民族之地位”也好，陈氏都是具体有所指的，将其抽象化，并不符合他的原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的抵御者的确如此，而作为另一种文化的维护者未必这样。在这方面我觉得杨向奎《忆陈寅恪先生》对前引“寅恪平生”云云的论述要更深刻一些：“……是说他的思想议论和‘洋务派’相同，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张之洞的口号。如果我们理解不错，这句口号的含义是，‘以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为基础而吸取西洋的科学技术’。如果我们不追究‘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的内容，这句口号也许并不荒谬，但张之洞之所谓‘中学为体’，正是以后‘五四运动’中要打倒的对象，如果这也是寅恪先生之所谓‘体’，我们未免为之惋惜。”

    正如大师自己和他的某些学生所揭示的那样，陈寅恪就其总体而言乃是一位传统人物，而他的某些举止，恐怕就要在这个“传统”的框架里才好去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形容他是“文化遗民”并无大错。他最后的著作，可以说都是有所寄托的。这在古人颇多先例。陈氏曾有《广州赠别蒋秉南》一诗：“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后来又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说：“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一再提到《心史》，这提示我们《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正与其有着类似之处。至少作者与所著力描摹的陈端生、柳如是及钱谦益等，在心灵上是相通的。后人感慨乃至惋惜他因此未曾从事别种著述，不啻是妄谈了。如果真要了解最后二十年的陈寅恪，其实还是读陈氏自己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要体会得更真切一些。

    《解析陈寅恪》后记中有番话说得好：“但‘义宁之学’的载体还是陈寅恪的著作，真想一窥堂奥，只有阅读原著一途。”然而如果我们身陷一个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的阅读环境，实际上这等于是扯闲篇。近年来所出版的陈寅恪自己的著作与有关陈寅恪的书籍几乎不成比例，或许正说明所谓“关注”和“阅读陈寅恪”多少有些误读。这种误读，说穿了又近乎道听途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从尊重历史上和学术史上的陈寅恪出发，而不是为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恐怕还是把他留在“小众话题”里更妥当些。虽然如前所述，我们到底怎样理解他，赋予他什么意义，其实与陈寅恪本人无关。一代大师的学术成就毕竟是不朽的。这里附带说一句，在所谓“关注”陈寅恪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混淆了“学者”和“知识分子”这样两个并不完全相等的概念。当我们使用前者时，往往是针对某一个体而言，考虑的是他的学术成就；使用后者时，有时不免带有概括性，视之为某一群体的代表，然而这一群体是否真的在同一文化构成和精神境界的层面上存在，又是否真的能推举出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充当其代表，都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