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刘半农，有人会问这是什么人。当然未必不知道他是谁，是说怎么简明扼要地给下一个名义。恰恰简明扼要不得。这是五四人物与今日作家学者辈区别所在，而刘半农尤其如此。可能惟一合适的说法是“杂家”。然而也不是用的通常意思。查《现代汉语词典》，“杂家”指“知识面广，什么都懂得一点儿的人”。显然说的不是刘半农。如果说“知识面广，什么都懂得很多的人”还差不多。刘半农集许多“家”于一身，他是这样的“杂家”；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有兼人之才者”（《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碑铭》）。

       刘半农的事业，大略地讲有学问和爱好两部。但却不大容易区分明确，因为对他来说，学问即爱好，爱好即学问。专门学问是实验语音学，也从事语法研究，词书编纂，汉字改革等。此外他又致力乐律研究，参与文物考古。这些我们外行人不敢妄谈，但是不能忽略他的重要成就。他还是一位教育家，又颇具办事才干，曾经担任一些院校的领导工作。大家一般较为了解的，是在刘半农的爱好领域。他是诗人，著有《瓦釜集》和《扬鞭集》；是散文家，著有《半农杂文》和《半农杂文二集》；又是翻译家，出版《茶花女》、《国外民歌译》和《法国短篇小说集》；还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搜集民谣，编纂《中国俗曲总目稿》；从事古典文学整理，校点《香奁集》、《西游补》和《何典》；另外还是摄影家，参加“光社”，并写有专著《半农谈影》。在历数这些之后，还必须加上“等等”二字，才算说得完全。

       或者说做这许多事情，怕要活到很大年岁罢。恰恰没有。古人云，人年五十，不称夭寿，刘半农四十三岁就去世了。无论学问爱好方面，都未及更充分地展现才华。他不少著作没有完成，譬如《扬鞭集》只出了上、中二册，《国外民歌译》、《法国短篇小说集》只出了第一册，《中国文法讲话》只出了上册，学术论文也不曾整理结集，这都是很令人遗憾的。刘半农死得十分意外：一九三四年暑假去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回归热，回京后又为中医耽误，终于不起。他始终是一个兴致勃勃、热闹而又埋头苦干的人，向我们展示了人生最大的可能，——虽然天不假年，反倒成了最大的遗憾。

       加缪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西绪福斯的神话》）这句话用来形容刘半农，似乎恰当，又不恰当。加缪说的“多”，即丰富；这有赖于一定时间的保证，而刘半农没有这些时间。或许也可以说，“多”是在某一有限时间内如何尽可能地丰富，那么刘半农是“活得最多”了。然而反观他的一生，时间如此有限，却很舍得大段投入到为做一件事情的准备之中，这也是令人感佩不已的。他本来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又已名满天下；但因没有学历（中学还差一年毕业），为胡适所看不起，遂远赴英法留学，整整历时五年半，最终考得法国国家博士，学成专门学问（实验语音学）回来。这在只有四十三年的一生中，占着怎样一个不合比例的比例，真是惊人的挥霍之举。而其间的困苦寂寞，也未必是他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刘半农“活得最多”，亦即内容丰富，还包括其中反差巨大。在五四代表人物中，刘半农背景最差，——他曾经是新文学运动所要打倒的对象之一“鸳鸯蝴蝶派”的一员。作为这一派里的翻译家，与人合译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陈独秀编辑《新青年》，他积极投稿，反对旧事物最为尖锐有力。新文学运动初起，社会上虽有议论，一时却无人出面反对，钱玄同遂化名“王敬轩”，把攻击新文学的谬论概括成一封来信，刘半农在复信中逐一加以痛斥，一并登在《新青年》上。因为这“双簧信”事件，世人对新文学运动有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印象。

       此后刘半农也做过不少引人注目的事情。当初未必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多半还是兴之所致，而他又绝顶聪明，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中有的习惯成自然，我们日常享受着他的创造，却未必知道与他有关系，譬如“她”和“它”这两个字，就是他发明的。有些事情已经几乎被淡忘了，偶尔得着一个契机，我们又提到他的名字。好比近来“敦煌学”成了热门话题，其实这里也有刘半农的份儿：留法期间，他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敦煌写本各类杂文，成《敦煌掇琐》三卷，当时是很令人一睹为快的。

       刘半农留下的著作，大家读的比较多的还是诗与散文。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获得两个突出印象，首先是这个人就活在他的文字之中，——这话可惜说得滥俗了，让我们按照它的本意再来使用一次。他的性格的各个侧面，优点，甚至缺点，都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真诚，热情，风趣，充满魅力而无须加以提防的人。其次是他对语言特别敏感，总能把握住其中稍纵即逝的灵光，他的幽默，泼辣，多半是语言上布下的机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大概只有鲁迅可以比拟。我们不妨仿照“才华横溢”创造一个“智慧横溢”的说法，否则很难形容读他们作品时所得快感。他们写作正是与对手斗法，又总技高一筹，文章犹是余事，无比智慧才是本色。两位早早儿下世，骂人文章再也不复精彩了。

       我们曾经习惯把刘半农看作两个人：早期是战士，后来是学者。学者不如战士，所以算是落伍。然而刘半农愿意成为学者，他也努力成了学者，作为学者他有所贡献，我们能批评什么呢。何况成为学者之后，并非就不是战士，经常表现出战士的一面，他的《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与张溥泉》和《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都证明这一点。末一篇写在去世前两月，锋芒毕露，尖酸刻骨，世所罕见。至于除此之外尚示人以其他侧面，如多所爱好，喜开玩笑，等等，也未必有什么不好，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