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上见到一种说法：末流作家用手写作，中流作家用脑写作，此外别有用心写作者，言外之意该是上流的了。我觉得写作或思维方式诚有不同，却未必是此种高下排法。这里举个例子，就是卡尔维诺。他该算是“用脑写作”了罢，然而若论其“流”，文学史上能有几人比肩。说实话，用手或用心者未必用得了脑，或有脑可用。

       卡尔维诺译为中文的书，先前已有若干单行本；后来汇编为文集五卷；现在打算补齐原有序跋，仍以单行本的形式一一推出。我前后读他的作品已经不少，一直打算议论一番。可是这回看了《为什么读经典》，《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篇所说实在精辟，不如直接抄引在此：

    “我将先讲我对他情有独钟的主要理由，这就是我在博尔赫斯那里认识到文学理念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这个理念，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主流格格不入，应该说是背道而驰。换句话讲，二十世纪文学主流是在语言中、在所叙述的事件的肌理中、在对潜意识的探索中向我们提供与生存的混乱对等的东西。但是，二十世纪文学还有另一个倾向，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少数人的倾向，其最伟大的支持者是保罗·瓦莱里（我尤其想到散文家和思想家瓦莱里），他提倡以精神秩序战胜世纪的混乱。……发现博尔赫斯对我来说，就像看到一种潜能，这潜能一直都在蠢蠢欲动，现在才得到实现：看到一个以智力空间的形象和形状构成的世界，它栖居在一个由各种星宿构成的星座，这星座遵循一个严格的图形。”

    卡尔维诺与众不同之处，他自己讲得清清楚楚。用心写作诉诸情感，用脑写作发挥想象。对此我曾有番想法：想象本身已经足以给人类提供永恒的价值取向，而并不在乎这一想象的意义何在。换句话说，想象与我们的存在之间并不是派生或隶属的关系，它既非譬喻，亦非修饰，不能用存在来界定；它本身就是独立的存在，已经具有终极意义。此外补充一点，即用脑写作并非易事。卡尔维诺讲“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少数人的倾向”；据我看在此倾向上真正达到“以精神秩序战胜世纪的混乱”程度的，恐怕只有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两人。

我一直把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看成一伙儿的，很高兴他自己也这么说，而且明言受到博尔赫斯启发。卡尔维诺起先也是用心写作的，他的《通往蜘蛛巢的小路》（一九四七年）正是这样一本书；至于论家强调它与当时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如何不同，意义倒在其次。我不知道博尔赫斯什么时候开始让卡尔维诺“看到一种潜能”，但根本性的变化可能发生在创作《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期间。前两部《分成两半的子爵》（一九五二年）和《树上的男爵》（一九五七年）仍属于用心写作一类，虽然不无浅深之别，《树上的男爵》尤其有卡夫卡的味道；到了第三部《不存在的骑士》（一九五九年），就完全不同了。前两部是寓言，可以照见现实的影子；这是“反寓言”，描写的是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卡尔维诺所说“以精神秩序战胜世纪的混乱”，正是这个意思。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维诺比博尔赫斯走得更远；或者说，将“用脑写作”发挥到了极致。博尔赫斯的世界的主宰是个远离我们的迷失者，卡尔维诺的世界的主宰是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变戏法的人。

前面提到三种方式，写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也就应该用不同方式去读。以心读心；以脑读脑；作者无心无脑，我辈亦无须以此对之。卡尔维诺有句话也是说给读者听的：“这个理念，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主流格格不入，应该说是背道而驰。”以脑读书，与以心读书，其实也处在这样的方向。譬如他的《命运交叉的城堡》（一九六九年）、《看不见的城市》（一九七三年）和《帕洛马尔》（一九八三年），写作与阅读都是一场智力游戏；若像读寻常小说一般，希望得到情感抚慰或人生启迪，则是求马唐肆，一无所获。

                                             二○○六年十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