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微博上有人写道：“你读鲁迅和他所推荐的作家，你可能会变成一位优秀、杰出或伟大的作家，你读周作人和他所谈论的作家，你可能只会变成一个编辑或小文人。所以你不妨观察一下，鲁迅的欣赏者中，不少是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谈论周作人的人，通常是一些小文人。鲁迅是一位精神性和灵魂性的作家，周作人则是一位消遣性的作家。”据说这是转发几年前一篇题为《诚实是诗歌灵魂的基石》的采访里的话。

    我忽然想，假如鲁迅看到这类议论，他会怎么说。读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即可知道，他只须稍加点评，彼辈便体无完肤。其实此亦古人所谓“操刀必割”，在鲁迅自有一种乐趣。他多少受到《韩非子》的影响，《难一》篇里讲那卖主儿兼夸自家的矛与盾，末了却被旁人一语问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鲁迅正是这个拆台的人。现在这里恐怕也有一个类似的实例。  

鲁迅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里的四位作家，同样为周作人所“谈论”，所“推荐”。周氏著有《近代欧洲文学史》，于果戈理云：“盖Gogolj见人世种种刺谬，每不禁嘲笑之情，而又悲悯世间，谋欲拯救。合是二者以成书，故外若诙诡，中则蕴蓄悲哀，并深藏希望也。”于显克微支云：“Sienkiewicz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Gogolj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矣。”周作人翻译了显克微支多篇作品，光是《炭画》就用文言和白话各译了一遍。在《明治文学之追忆》中，他说：“夏目以外我所佩服的文人还有森鸥外。”读了这四位作家的作品，不知读者是要随着鲁迅“变成一位优秀、杰出或伟大的作家”，还是随着周作人“变成一个编辑或小文人”，或是二者兼备而人格分裂呢。

更有意思的是，鲁迅正是“谈论周作人的人”之一，当被问到“你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时，鲁迅推举周作人为第一位（《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不知是否可以因此断言鲁迅是个“小文人”。而在“鲁迅的欣赏者”中，周作人同样在列，鲁迅生前他就写过关于《阿Q正传》的评论，鲁迅身后则作《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两文，以后更是著有成本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倒是确如上述微博所言，周作人真的是“一位优秀、杰出或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精神性和灵魂性的作家”。

鲁迅曾在二三十年代之交译过一本苏联的《文艺政策》，据他说：“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奔流〉编校后记（一）》）这算得上是他“所推荐的”罢，然而读者读了只能误入歧途，兴许连变成“编辑或小文人”都有点悬。鲁迅晚年对待苏联及其主流文学的态度实有可议之处。周作人“所谈论的作家”中，有两位大名鼎鼎，即汉王充和明李贽，周氏将其与清俞理初并称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读〈初潭集〉》），作为中国人，要想“变成优秀、杰出或伟大的作家”，王充所著《论衡》，李贽所著《焚书》、《续焚书》，大概总是绕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