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是周作人的书房的名字，别人也以此称他所住的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以及他这个人。我所感兴趣的是，这院子里到底哪儿是“苦雨斋”，其间有何变迁。

周作人去世后，梁实秋作《忆岂明老人》（载一九六七年九月《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三期）有云：“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代表清华文学社进城到八道湾周寓，请他到清华讲演。八道湾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先生请出来见我。”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何植三君来。”

梁氏还说：“二十三年我到北京大学，和岂明先生同在一个系，才开始过从。我到他家去访问，不再被迎入临街的那个客厅，而直接进入二门到上房落座了。那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

梁实秋后来又写了《忆周作人先生》（收《看云集》，志文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三月），说法却有不同，谓其第一次来到八道湾周寓，“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轻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情事，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

据此，则“里院正房三间”一九二二年已经成了周作人的书房。这显然有误，当时那里分别住着鲁瑞与朱安。回忆录不可尽信，且作者年纪越大，记忆越模糊，此其一例。《忆岂明老人》讲“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也是把后来的事往前移了，那会儿还没有“苦雨斋”这名目呢。

周作人提到“苦雨”， 首见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七日以此为题的文章。其中说：“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周作人日记：“大雨后霁，傍晚又雨，彻夜不止。”七月十六日日记：“上午庭中积水及尺，客室中亦浸水寸许，下午始退，庭中仍未退尽。”

其时周作人住后院北屋，所谓“前面院子”即中院，“苦雨”者即此三间西屋也。周家刚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时，鲁迅曾在此居住，以后他搬到前院前罩房，中院西屋改为书房兼客室。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周氏兄弟失和，八月二日鲁迅夫妇搬走。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鲁迅来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也发生在这里。

周氏那番“苦雨”，尚有下文。一九二四年八月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玄同来访，阻雨，晚留宿客室。”——据所作《读〈初潭集〉》追述：“次晨见面时玄同云，夜间室内似有人步声，何耶。我深信必无此事，以为当是幻觉，及客去收拾房间，乃见有大蛤蟆一只在床下，盖前此大雨时混入者也。尹默闻之笑曰，玄同大眼，故蛤蟆来与晤对耳，遂翻敬亭山诗咏之曰，相看两不厌，蛤蟆与玄同。”

周作人后来说：“在民国十三年和二十七年，院子里的雨水上了阶沿，进到西书房里去，证实了我的苦雨斋的名称。”（《雨的感想》）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周氏致信俞平伯，已提到“苦雨斋”：“偶与凤举说及，风声又紧急了，拟招前次在‘苦雨斋’吃酒而逃去的人们（凤，平，原，唯玄同恐未能再来，因正在当‘看护夫’）来夜谈，凤举表示赞成，不知你同绍原能来否？”同年八月二十七日作《耍货》，首次公开署“于北京苦雨斋”。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由砖塔胡同迁居西三条，鲁瑞究竟何时移居此处，周氏兄弟日记均无记载。同年六月八日鲁迅日记尚云：“晨母亲来。”估计起初仍如鲁迅在砖塔胡同时那样常来暂住，终至定居。此后周作人将八道湾十一号中院北屋辟作书房。周氏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致信江绍原，末署“于苦雨斋南窗下”。“南窗”即南向的窗子，当指北屋，是乃该处亦称“苦雨斋”了。然北屋地基颇高，有四级石阶，实无淹水之虞，并不“苦雨”。

周作人一九三○年九月十五日作《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跋》之二，署“于煆药庐”。同年十月六日致信俞平伯云：“顾氏《文房小说》中唐庚《文录》云，‘关子东一日寓辟雍，朔风大作，因得句云，夜长何时旦，苦寒不成寐，以问先生云，夜长对苦寒，诗律虽有剉对，亦似不稳。先生曰，正要如此，一似药中要存性也。’觉得此语颇佳，今日中秋无事，坐萧斋南窗下，录示平伯，不知以为何如，但至少总可以说明近日新取庐名之意思耳。只是怕人家误作崔氏瓣香庐一流，来买药剂也。”，末钤“煆药庐”印章。一九三一年一月九日致信俞平伯云：“承书庐额，已在后边加上题识，不日即付装池。”

康嗣群《周作人先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现代》第四卷第一期）云：“苦雨斋在故都的西北，是一个低洼所在，一进门便下台阶，其低洼已可想见，对着门便是一棵很大的白杨，随时都哗哗的在响，好像在调剂这古城的寂寞似的，院子里老觉得是秋天。在被称作侧座的房里，悬着平伯君所写的‘煆药庐’，很娟秀的一笔字，正如其人。院子里遍种各样的树木，便是仅留着的四条甬道，也被树荫遮着，枝头的花常拂着行人的头。走进去，中间的正房便是苦雨斋。三间屋子里全藏的书，正中间屋子里还保存着一个北方特有的炕，炕上除了炕几外还有一个很美丽的灯笼，正中悬着若子女士的像，那便是先生的爱女。左边屋里挂着那幅满幅雨气的‘苦雨斋’横幅，是沈尹默先生写的。屋子里很寂静，夏天老是那样绿荫荫的，再加上户外的白杨响，便使你老觉得在下雨一般。这便是翁读书写作并且会客的地方，冬天便连会客也都在后面的围房里了，那便是先生的居处。斋中书架上放着一块砖，那便是凤凰砖。”康氏较梁实秋首次到此“正房”、“上房”为早。所云“侧座”，即中院西屋，“煆药庐”匾额挂于此处；他在北屋看到沈尹默书“苦雨斋”，一如梁实秋所见者。

一九三七年一月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常风任编辑助理，职司之一是联系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各位编委。其《记周作人》（收《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中所述“苦雨斋”之印象，则又在梁实秋之后：“周作人一般是在苦雨斋接待客人，有时也在西厢房待客。苦雨斋是周作人的书房，‘苦雨斋’三字系沈尹默手书在一条横幅上，加以裱糊，嵌在一个木框里，摆在桌子上。可能是因为院子的下水道不好，一下雨满院子都是水，故周作人以‘苦雨斋’名其书房。苦雨斋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房子，很高大宽敞，室内藏书很多，装帧讲究，都整整齐齐摆放在带有玻璃门的书柜中，苦雨斋似乎并没有悬挂什么字画。”

沈书“苦雨斋”虽已挂在北屋，周作人却仍以此称中院西屋。一九三八年五月八日作《读袁中郎〈解脱集〉》，署“晨书于旧苦雨斋东窗下”。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题《初潭集》，则云：“久欲得《初潭集》，畏其价贵不敢出手，去冬书贾携一册来，少敝旧而价不出廿元，颇想留之。会玄同来谈，又有生客倏至，乃属玄同且坐苦雨斋北室，即前此听蛤蟆跳处，今已铺席矣，可随意偃卧，亦良便利也。比客去，玄同手《初潭集》出曰，此书大佳，如不要勿即退还。——盖自欲得之也。”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周氏后将这一事件说成“不曾在日军刺客光临苦雨斋的那时成为烈士”（《知堂回想录·元旦的刺客》）。

周作人最后一次署“记于苦雨斋”的文章，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六日作《钱写本〈说文管窥〉后记》。此前此后，他的书房又有“右安书屋”（仅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为哑水《旅汉杂感》所作按语一见）、“苦茶庵”（首见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作《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跋》之三）、“苦竹斋”（仅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作《〈苦茶随笔〉序》一见）、“苦住庵”（首见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作《谈过癞》）、“药草堂”（首见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四日作《药草堂记》）、“十药草堂”（仅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作《杨大瓢日记》一见）、“东郭书塾”（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女人的禁忌》一见）等名。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作《读〈东山谈苑〉》，署“灯下记于苦茶庵西厢”，似乎“苦茶庵”有如“苦雨斋”，并不限于一处。周氏出版有《苦茶庵笑话选》（北新书局，一九三三年十月）和《苦雨斋序跋文》（天马书店，一九三四年三月），其以书房冠书名者，唯此二种。又，“知堂”、“智堂”虽是他的“别号”，但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作《王锡侯〈书法精言〉》署“于北平知堂”，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作《谈鬼论》署“于北平之智堂”。此外又有“凤凰砖斋”，见刘半农《题双凤凰砖》（载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人间世》第一卷第一期）：“昔苦雨老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名其斋。”周氏所著《永日集》，原拟名“凤凰砖斋随笔”。他还有“永明专斋”、“沐禅堂印”等印章。周氏谈及“苦住庵”有云：“虽然这与苦茶同是一庵，而且本来实在也并没有这么一个庵。”（《〈桑下谈〉序》）别的名字，大概亦无实指。

周作人儿媳张菼芳告诉我，一九四○年她与周丰一结婚，住在中院西屋，即原来的“苦雨斋”。周作人夫妇住中院北屋。北屋原为三间，四十年代初东西各扩出一小间，其东侧二间连通，设榻榻米，称“日本间”；中间二间为客厅，最西一间置线装书。

一九四四年冬纪果庵来京，所作《北游记》（载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古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有云：“于削面北风中两次访谒知堂老人，苦茶庵有与先生散文一样清净无尘的风格。可惜我未得机会到书室去谈，客厅中书并不多，只有书道全集之类的大部头书，仿佛是摆在那里而不是看的。此外则有画像一帧，极为神似，又晋砖数事，殆即无端所玩之骨董欤，也很使我注意。……第二次去乃是旧历的正月初二，和杜南星兄一同去的，南星说他有两年不到苦雨斋了，他也是一位畸人，天才的诗家，有回胡兰成先生同我说，只要能写出南星在《文学集刊》所作的《流水外二章》那样的诗一两首就很知足了，可以证明此公被人倾倒的程度。这回苦雨斋可真热闹，恰合高朋满座一句话，大约都是为贺年而来的，玩弄着小型旱烟管的赵憩之兄，说话总是那么风趣，还有徐祖正先生，比去年春天在南京会面时似稍胖了，后来启无兄同词曲家郑英伯先生也来了，人太多，椅子不足，我们遂提前告辞。”这里说的已是改建后的“苦雨斋”了。

张菼芳告诉我，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周作人被捕，羽太信子只在一九四九北平解放前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住过八道湾十一号中院北屋。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周作人回家后，夫妇一直住在后院北屋西侧三间。世间已无“苦雨斋”。

不过访客或仍以此称呼周作人后来的住处，如王士菁《关于周作人》（载一九八五年八月《鲁迅研究动态》第四期）：“我和他多次接触都是在后院的苦雨斋里。这是一排座北朝南的相当简陋的平房，门前是一个狭长的天井，地势是西面高而东面低，阴天落雨，雨水从西往东流，流到东头两间房子门前便停蓄在那里，这曾经是鲁迅描写过的《鸭的喜剧》的背景。……他的苦雨斋里，没有任何豪华的陈设，甚至令人觉得有点寒伧，真是一个‘寒斋’。一张不大的四方桌靠在玻璃窗下，几把硬背椅子放在两旁，一个低矮的旧书架上放着他自己的著作，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如此而已。”徐淦《忘年交琐记》（收《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则云：“前院正中三大间住着解放军的一个排，每天清早在院子里吹号升旗。丰一君夫妇儿女住三间厢房。知堂夫妇住第二进正屋，中间立着个炉子，右侧老两口的卧室铺着榻榻米，知堂就盘着双腿在窗口的小几上爬格子。左侧便是苦茶庵，靠两壁全是书柜，右边是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周作人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题印谱云：“苦雨斋早已废弃……苦茶庵之名则尚沿用耳。”虽然讲的印章，但亦可证明徐说较为恰切，唯所云“前院”，实为中院。

周作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信鲍耀明：“翻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君写的‘苦雨斋’匾额，原有两枚，其一已裱装从前挂在屋内，经乱已经散失，此一幅未曾裱好，现今斋已不存（已改造现由小儿居住），无所用之，拟以奉赠，当另封寄上。此系大约三十年前之物，其时沈君尚未成为海上书家，其字似更有其趣，请察阅，未知以为如何。”鲍耀明《难忘的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载二○一○年五月《鲁迅研究月刊》第五期）云：“信内所述这幅‘未曾裱好’的‘苦雨斋’匾额，目前则悬于多伦多舍下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