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写文章，曾以“我只是个普通读者”一语起头；听说网上有人表示不满，以为是故作姿态。殊不知按照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一书中所说，普通读者“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这境界原本不低，只怕我有点高攀了呢。或许改成“我努力做个普通读者”更其恰当。不过伍尔夫把普通读者的阅读形容为“一种消耗大量时间，而很可能留不下什么实质性东西的行为”，回顾自己半生经历，倒是多少与此相仿。站在这一立场来谈畅销书，能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这个问题与我并无什么关系。

    前引伍尔夫的话，旨在说明“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而这只揭示了普通读者的一面；另一面没有讲到，也许在她看来乃属题中应有之义，即普通读者是个体读者，虽然置身读者群中，却是独立的存在。一本书畅销，并不构成普通读者读或不读的理由。对他来说，读书纯属一己之事，自有取舍标准；即便与别人所读相同，也是经过一番考量的。读书不是凑热闹；所以无所谓“畅”，只要“销”就行了。当然这只是普通读者的立场；其他立场——譬如作者和出版者的——势必与此不同。从前我写过一段话，似乎较为全面：“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

    记得有篇文章提到，某某小说具备畅销书的一应要素。具体哪几条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大家乐于看的罢。据此说法，正不妨特地针对读者群的口味打造作品，以期实现畅销。对于普通读者，这招却难奏效，因为他有自家的口味，不能够以“群”而论。此外借助媒体炒作，也是图书促销常用手段。但同样不适用于普通读者，因为值不值得买他心里有数，不会轻易受外界影响，何况是炒作这种低劣伎俩。当然从“图书营销学”的角度来看，普通读者如何行事，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足以影响大局。而畅销书总是面对读者群的。

    书是创造物，又是商品；衡量它的价值，就有不止一项标准。一本书销路如何，既意味着赚钱与否，乃至赚多少钱；又意味着它所拥有的读者多寡不等，故不能单单以商业标准视之。然而一本书拥有多少读者，未必说明它有何等成就。非但不同类别的书籍无法相提并论，即便同一类别的作品亦不能据此决定高下。——附带讲一句，这点认识，亦为“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之处；后者在“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的时候，取舍标准往往与看见别人买就买，听说别人读就读的另外一类读者并无区别。

要强调的是，普通读者并不一律排斥畅销书。他只关心一本书的好坏，而无论它畅销与否。而世间的好书，有不少是在畅销之列；就像另外一些好书，很少有人问津一样。今年春天我读了两本作家传记，传主的代表作都算得上畅销了，但无疑都是好书。一是乔治·奥威尔所著《一九八四》：

“那本书当时卖得极好，以后也是。到一九八四年，英国的企鹅版此书仍一年销售七十五万册，而美国一天就要销售一千册。五年后，《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一起以超过六十种文字卖出了四千万册，奥威尔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

一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所著《哈德良回忆录》：

“普龙出版社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间，以不同版本，发行了九万六千五百册《哈德良回忆录》。此后伽里玛出版社负责出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所有作品，截止至一九八九年，该书一共印行了八十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册。”（若斯亚娜·萨维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

在我看来，以上销售数字，既无益于亦无损于《一九八四》或《哈德良回忆录》之为文学经典。顶多因此庆幸世间有这么多人懂得它们的好处就是了。但是即便没人懂得，好处依然存在。尤瑟纳尔曾说：“我料想读这本书的人不到十个。我从来不指望人们会读我的书，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大多数人对我关心的事情并不感兴趣。”结果诚然出乎作者意料，然而《哈德良回忆录》仍是她呕心沥血多年写就的那本书也。

将《一九八四》和《哈德良回忆录》与“畅销书”联系在一起，可能有人不以为然；因为通常使用这个概念，是以此代表与“经典”相对立的那一类书，并非专指销售量多。另外还有一种用法，以“畅销”与“长销”来区分书籍。此处“畅销”即“短而多销”，亦即一哄而起，随即烟消云散。《一九八四》和《哈德良回忆录》当然不属于这路“畅销书”了。采用上述划分方法时，大家都很明白，世间有两类截然不同的书，其一价值是恒久的，其一价值是一时的；或者说，其一别有价值，其一价值仅仅在于它们可以赚钱。当然此外还有大量既非经典，又不好卖的作品存在；所谓“长销”，往往是把这类东西与经典混淆了。普通读者无非是把关于书的这一观念彻底落实于其个人的阅读行为之中，“吾道一以贯之”而已。此外上述划分方法里包含了时间向度，而这恰恰是普通读者评衡书的价值所特别重视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他立足于文明史去看待这一问题，而不为一时甚嚣尘上所迷惑；同时也深知自家生命有限，不愿随便浪费。——如此说法未免严重了；其实身为普通读者，只是自得其乐地看他想看的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