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足球经理到文学译者

戴大洪

我不愿跟这个浮躁喧嚣的社会说话

从足球圈销声匿迹，戴大洪译了三本大部头的书，“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文明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书译出来，总会有人想读的。”

文/丁晓洁

对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最早的一批球迷来说，戴大洪还是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的老总；但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戴大洪是一个和西方文学史、政治史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这种误会说到底，就是我这个人不太适合掺和热闹的事，总是显得格格不入，煞人风景。那些年在足球圈，夸我也好骂我也好，人们最终没有弄清我的本意。”联系上戴大洪时，他正在翻译《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的普利策获奖作品《古拉格：一部历史》（Gulag：A History）。“翻译这些书，坦白地说，是我躲避热闹的一种方式。”

他自喻为NBA赛场上的“蓝领球员”，对他来说，“译者本来就是个干垃圾活儿的。”

戴大洪所翻译的第一本书是美国作家威廉•L.夏伊勒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日子他记得很清楚：“2007年5月24号，收到出版社寄来的原稿复印件，25号开始翻译，算是正式走上这条路——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当时，戴大洪刚刚办完在河南建业的辞职手续。当时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止庵先生建议他翻译这本书时，他不过是出于一种“反正我也没别的事儿干”的心情。这一译就是一年半，到了2008年11月，他已经全部译完了这本将近100万字的“巨著”。

为何止庵会选择他？用戴大洪的话说：“我跟止庵是30多年的朋友，他称我为‘买书的朋友’。”感叹戴大洪“能够把对文学的爱好长期保留在单纯爱好的范围内”。2006年，止庵在为撰写《周作人传》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周作人在北大讲授外国文学课程时的自编讲义《近代欧洲文学史》，他有心出版这份史料，于是找到戴大洪，想让当时赋闲在家的后者将其中的外文校对一下。

“校对过程中我发现，由于当时国内外国文学译介的状况，周作人提到外国作家和作品时，大都用的是外文，这本书里大概涉及十种以上文字，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拉丁语、希腊语、俄语……因此，若是要给当代读者阅读的话，光是校对还不够，应当给予必要的注释——比如，现在的读者大都知道‘巴尔扎克’而不知道‘Balzac’是谁，注释一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校对和注释都需要查阅资料，同时进行效率更高。我当时还不太会上网，全靠手边的参考书来进行这项工作。”——戴大洪手边有原版的《美国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

就这样，两个朋友合作完成了这本《近代欧洲文学史》的校注，止庵主持，戴大洪协助，这是戴大洪喜欢的方式，他自喻为NBA赛场上的“蓝领球员”——干的是一些垃圾活儿，抢篮板、防守，得分不多，不是决定因素，但也不可缺少。对他来说，翻译也是这么一回事：“译者本来就是个干垃圾活儿的。”

在《近代欧洲文学史》校注后记中，止庵回忆起一段往事：“却说二十多年前，我们打算合编一部《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辞典》，已分别写出若干条目，但是规模太大，无力完成。遂改为编纂《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台历》，挑选了三百六十五位作家，依生卒时间分别系于一年各日，每则约四百字。此稿写成后，未能出版。这回因《近代欧洲文学史》‘出土’，又有合作机会，夙愿多少藉此实现，亦幸事也。”

大学毕业后两人“无力完成”的那部辞典，写成了的十几万字手稿至今还在戴大洪家里放着，“后来各自下了海，然而最终觉得那并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戴大洪有时也会想：如果一开始就走翻译这条路会怎样？“那时显然干不了——阅历、经验、知识的增长，都是在这几十年间。”

戴大洪称自己在翻译问题上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的偶像是董乐山那样的译者。

戴大洪认为自己缺乏独创性，所以写不了什么东西。翻译的念头最早萌芽于三十多年前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时，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有一次外出买书骑车路过新街口西边的一个丁字路口，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写不了东西，也许可以翻译点什么。”

不过，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戴大洪从来也没有为此专门学习过外语，他的英语基础还是在北京工业学院的基础英语课上打下的，“现在看来的确学得很扎实”。他最早正经翻译东西是2000年为了跟中国足协打官司，利用业余时间译出了《国际足联章程》。

虽然当年那个念头转瞬即逝，戴大洪后来却有意无意地买了不少翻译参考书，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甚至一些地图册，这些书现在都派上了用场。翻译卡佛传时，其中有条“雷德河”（Red River），被编辑直接改成了“红河”，这让他十分不满：“这可不能瞎改，地名的翻译首先要与地图一致，你必须让有心的读者在地图上可以找得到，其次是与地名译名手册一致，地图和地名手册一般都是一样的，个别情况稍有不同。另外，改成‘红河’不但在美国找不到，说不定还会与越南的‘红河’相混淆。”

翻译中的专业问题，他就会向专业人士请教，例如他就《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中的军事问题请教过部队里的朋友。卡佛传中涉及许多有关酗酒和肺癌的医学知识，“我有一个朋友是医院的院长，我经常打电话向他请教这些问题，有时问得很仔细。”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戴大洪经常要给书中的某些内容加上脚注，偶尔还要纠正原书中的某些错误，这在无形中给他本来就慢的进度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但这就是他的方式：“学理科的人习惯于把事情做实，这可能与文科不太一样。虽然我总是忙于赶进度，但是当我花了很长时间把一段文字译得近乎完美时，我丝毫不在意进度因此受到的影响。”

戴大洪从电视上看到，在满洲里翻译一份边贸合同的市价是千字300元——这个数字是他译书稿酬的5倍。“过去所说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在翻译界仍然存在着。稿费太低使许多专业外语工作者只能将译书当做业余工作，不可能拿出太多时间和精力，他们还要养家糊口，因此，翻译质量下降在所难免，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他自己呢？“我是这个圈子的局外人”。

戴大洪称自己在翻译问题上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的偶像是董乐山那样的译者。《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从格式上都照搬了《第三帝国的兴亡》，光是索引就占了将近150页，他还要求出版社保留注释和附录。“对于中国读者，这些内容也许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这本书它们的意义非常大，表明这本书的分量和可信度。”

迄今为止，戴大洪已经译完的三本书的分量都不轻，《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近100万字，《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和《古拉格：一部历史》均超过了50万字。关于所译书籍的内容，戴大洪说他更愿意翻译那些“记述人类历史重要时刻的著作”，例如《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例如《古拉格》。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接着他还打算翻译关于西班牙内战和麦卡锡时代的书。他觉得，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太少了，“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文明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书译出来，总会有人想读的。”

“把自己关到屋子里，然后把钥匙给扔掉，想出去都出不去”，戴大洪称之为“自我流放”。

这五年来在家的日子，戴大洪的生活几乎千篇一律：早晨8点以前起床，简单弄点东西吃过之后开始翻译，午饭后需要睡一两个小时，下午睡醒继续翻译，通常弄到晚上10点以后。欧洲杯期间，因为后半夜有球赛，工作延长到12点，无论球赛看到几点，第二天照旧8点以前起床。除了偶尔买碟买书之外，他几乎很少出门：“生活单调，但是每天都有新的内容，我又了解了一些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的事情。”

结束一天的翻译工作，他会上网看看新闻，再放一张影碟，算是对自己一天工作的奖励。说到看碟这件事，老六在《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中也写过：“戴大洪是个雄辩的人，当年给中国足坛掀起一阵阵风浪，最终发现他的滔滔辩才没解决任何问题，一群傻逼依然没有因为他的叨逼叨而变得正常些，就把力气用在了DVD上———他给自己做的DVD数据库是俺见过的最专业的，光是片名，就包括外文原名、香港译名、台湾译名、大陆译名、其他译名，以及他认为应该如何翻译的名字。”

“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是一个想让自己过得随意的人，但是这种随意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轻松。”戴大洪指的是某种苦中有乐的生活方式，例如译书，例如跑步——他已经坚持跑步18年，几乎年年参加半程马拉松赛，也曾完成过全程比赛，现在年纪渐渐老了，加上译书占用大量时间，所以每星期仅仅跑两次，每次跑上十几公里。他说，还要继续跑下去。

戴大洪的心态并非一开始就这么从容。刚翻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时，他暗自觉得“这在出版界应该是件挺了不起的事”，且不说它本身是一部非常好的书，其姊妹篇《第三帝国的兴亡》多年来在中国读者中也颇有影响。谁知后来市场反应平平，据说这本书曾在某个图书销售榜上排名第一，立即被人质疑“买榜”。这跟他的预期反差很大——“但这让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喜欢阅读的人在中国越来越少了，我正在做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戴大洪的心情因此反而平静下来。

后来的卡佛传倒是热闹了一阵，但是那个时候戴大洪已经开始有意回避热闹的场合。起初止庵推荐他译卡佛传时他就有些犹豫，“主要因为卡佛在中国挺时尚，我希望离时尚远一点”。因此，今年三月龙门书局在北京举行卡佛传的推广会时，他并没有去参加。有人在评论卡佛传时用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个标题，“这话多少有点恶毒，但我的确不愿听到那样的吠声，所以趁早远远躲开，”戴大洪说。

“把自己关到屋子里，然后把钥匙给扔掉，想出去都出不去”，戴大洪称之为“自我流放”。这与当年足球圈的轰轰烈烈截然不同，但却是他自得其乐的生活：“不必跟人打交道，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然而，在交谈中，你仍然能够感觉到昔日大炮的某些痕迹，对于为什么要“自我流放”，戴大洪回答道，“我不愿意跟这个浮躁喧嚣的社会说话，尤其当它显得愚蠢而无耻时。”（2012年9月15日《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