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逛书展，我对同行的朋友说，如今出版繁荣，真非昔日可比，假若一位家长去到一家较大的书店，譬如北京的三联、万圣，大约能挑选出适合自家孩子一生阅读的书。这话只说到一半，接下来该说我本人可没赶上这样的好事儿。并不是缺乏关爱，“文革”乍起，红卫兵抄走我家藏书，母亲还偷偷为我藏起几本，现在记得的有《十万个为什么》《洋葱头历险记》《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盖达尔选集》《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然而光这些不够我读的，再说后来想读点别的，母亲可就没办法了。

　　我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处于对书的饥渴之中。只好找到什么读什么，而更多时候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人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适合他的读物，在我却前后颠倒。上初中时我已经看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和《演员创造角色》，可是直到十九岁才读《鲁滨孙漂流记》，二十三岁才读《巨人传》。至于该读而不曾读的书就太多了。但又看了不知多少毫无价值的东西，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小说，还有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十之八九我都看过，不啻白白浪费时间。有朋友很重视“童年记忆”，对自己早先看过的书或电影念念不忘，一进碟店就找什么《地道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对此我不以为然。

　　当年好书难得，偶尔到手，一读再读。譬如《水浒》我就读过二十几遍。书中一百零八将的星宿、绰号，都能背诵；哪位好汉在哪一回登场，谁引出他，他又引出谁，也记得清楚。父亲赋闲在家，以教我们兄弟姐妹写作为娱，常常提及《水浒》，讲的却是别的一些东西。他以误入白虎堂、火烧草料场和杀阎婆惜这几段为例，分析小说的情节；讲到手法和语言时，火烧草料场中“火盆”、“絮被”、“花枪”等关键细节，以及“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那雪下得正紧”之类句子，都被一再提起。后来我读金圣叹批《水浒》，处处都有心得，父亲当初所讲与此好有一比。父亲分析唐诗同样详尽，举凡炼字炼句之处，都要我们认真揣摩。此系承袭古人诗话、词话的传统，这类书父亲素所爱读，我自己以后也很喜欢。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伍尔夫说：“显而易见，书是分门别类的――小说，传记，诗歌等等――我们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一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我们的好东西。然而很少有人问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一种模糊和零散的心绪拿起一本书进行阅读，想到的是小说的描写是否逼真，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传记的内容是否一味摆好，历史记载是否强化了我们的偏见，等等。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成见，那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尽量地敞开心扉，从最初部分开始，那些词语及其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人类的另一个奇异洞天。深入这个洞天，了解这个洞天，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实在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在我看来，这与金批《水浒》，诗话、词话，以及父亲当年讲的正是一致。可以说，金圣叹首先是个好读者，诗话、词话那些作者也是好读者，父亲也是好读者，而我自己同样想做这样一个好读者。

　　伍尔夫所说摆脱成见，实为读书的前提，否则看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一卷在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本书，还有关于它的各种说法，诸如评价、解释之类，这些东西挡在眼前，可能使人难以得窥真相。前几天朋友聚会，聊起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看法不同本不足奇，否定者却举某某名家称不能卒读为证，又说大家都觉得不好；另一位则讲张爱玲的问题在于是非观。我想别人的说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据以立论；而立论的前提必须是公理。因此要以是非观来批评张爱玲，必须先确定是非观足以构成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否则这一批评就不成立。此中即有读书之道。我曾说，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的，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的，他的前提原本就是从别处领来的，说来两者并无区别。读书多年，无非就是这点心得。《远书》所收我给朋友的信中，谈论最多的正是此事。

　　对我来说，读书如此，把读书所得写下来同样如此。其间只有两点差别：第一，读书所得容与他人看法相似，写下来却要有点一己之见；第二，文章自应讲究写法，至少也要做到文从字顺。是以读得多，写得少，在所难免。有些书平生最爱，所受影响亦巨，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拘长短我都读过，有的不止一遍，迄今却未写过任何文章，因为我想的尚不周全。又如卡夫卡，想法倒是够写一篇文章了，可要动笔的话，还得找时间把他的作品再读一遍。再如去年有人约我谈谈《呼啸山庄》，这是个好题目，又正可藉此重读该书，但也迟迟不能动笔，因为看过相关评论，感到要想说出新意并非易事。笔记已写了两万多字，估计成文也不过三五千字罢。与那些通常称作“书评”的短文比起来，我自己觉得所著《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用心可能多些，所得可能也多些。《庄子》和《老子》皆为经典，一两千年来注疏无数，但未必就把话都说尽了，也还由得我们开口。且各举一例。

　　《庄子?养生主》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一节，其中“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二句，郭象《庄子注》云：“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以后注家多从此说，譬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即云：“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恶’事不要遭到刑戮之害。”然而遍观全书，作者何尝有“为善”、“为恶”之意，而且小心计算分寸，无些子境界。在我看来，还以成玄英《庄子疏》所言成理：“夫有为俗学，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善恶。故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学，未足以救前知，适有疲役心灵，更增危殆。”也就是说，两个“无”字作“无不”解。我的解说即基于此：“‘吾生也有涯’是人生实实在在的一个前提，本身无以改变，但却可以引出两个方向。庄学就是由此展开其思考，所以说这也是庄学的前提罢。一个方向是‘殆已’，‘殆而已矣’，是更其‘有涯’；另一个方向则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让人生能充满它的‘涯’，最大程度地减少限制。而方向的取舍，差不多即是庄学之为庄学了。关键是在与‘知’的关系，也就是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然后才是怎么做法。‘知’并不只当一般知识讲的，最主要的还是‘善’、‘恶’这类社会意识……在庄学看来，善与恶同为社会意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名无非是另外一种刑而已。为善即以善为方向的人生，遵从社会道德；为恶即以恶为方向的人生，背离社会道德，如果不以社会而以自我为出发点，则其实都是一码事。在‘善’、‘恶’、‘名’、‘刑’等等范畴里，人都失去了自我，‘无涯’的这些‘知’要把本来就‘有涯’的人生给吞吃了。所以应该拒绝‘善’、‘恶’、‘名’、‘刑’，跳出它们所做成的那个秩序，另外走一条顺乎自然、保全自我的路，这就是‘缘督以为经’。简而言之，就是不做社会的人。”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句，大家念得顺口，自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倡言：“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论家多因循之。然而如此“名”与“道”岂不同样重要了，通读《老子》当知，在作者看来惟有“道”才至高无上，“名”何曾有此地位。《老子》有超越“可道”之“道”的“常道”这一概念（如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却从未出现超越“可名”之“名”的“常名”的概念。书中每言及“名”，均在认识或表象层次，不在本质层次，即不“常”也。更标举“无名”以形容“道”（前引第三十二章如是，第三十七章亦云：“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又第四十一章：“道隐无名。”第一章下文“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然后“有名”，“名”非始终存在，亦即否定“常名”）。在我看来，“道可道，非常道”实为假设复句（“如果……就……”），“名可名，非常名”实为因果复句（“因为……所以……”），前一句是说“道”有“常道”，后一句是说“名”无“常名”。也就是说，两句话并非并列关系，“名可名，非常名”说的乃是“道可道”后面那个“道”字。“可道”，也就是“名”。

　　对我来说，读书好比与作者交谈；倘若论家有所评说，则又像是与他们商讨。别人能够说服我者甚多，偶尔不尽同意，我也不妨申说几句。最近重读《论语》，打算写本小书。这里也来举个例子。牛泽群著《论语札记》颇多创见，但亦有令人不能信服之处。如针对《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云：“‘不违，如愚’，似反见孔子喜人问难之常，然而《论语》一书所记，凡有弟子问难，多遭斥诃，如宰我、子路等，虽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见师之滨于浅涸，亦未废师之贬讥也。知实喜‘不违’而能‘反’、能‘发’者，孔子于门生中最喜颜回，推之誉之，特立于众，当时无辈，殁后绝伦，然未足以闻其名归之实至者，恐职由于此。”然而倘若结合《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一章来看，当知孔子意思，从学生一方面考虑，喜欢“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从自己一方面考虑，则以“终日不违，如愚”、“于吾言无所不说”为憾，盖此“非助我者也”，所希望的还是学生能够问难，以激发自己的想法。《为政》此章，还可与同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章相参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即是“思”，“罔”、“愚”则实为一事。又《雍也》篇云：“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好学”，即“学”而“思”，即“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学而不思”，谈不上“好学”。

　　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我读书的最大乐趣所在，至于写作，究为余事。伍尔夫说：“我有时这样遐想：当世界审判日最终来临，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律师、政治家此刻前来领取他们的奖赏：王冠、桂冠以及永久地镂刻在不会磨灭的大理石上的名字。而当万能的主看见我们夹着书向他走来时，他会转向圣?彼得，不无妒意地说：‘看啊，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可以给他们的奖赏。他们热爱读书’”（《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此语稍嫌夸张，但我还是觉得能够理解。回顾平生，读书未必使我高尚，但至少使我不堕落；未必使我广博，但至少使我不狭隘；未必使我更有力量，但至少使我不随波逐流。伍尔夫说：“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受教育程度较低，也没有过人的天资。他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希望从他能够得到的零碎片段中，为自己创造出某种整体――一个人的肖像，一个时代的速写，一种写作艺术的理论。他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成一些潦草的结构，它们与真实的对象有几分相似，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使他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匆忙、肤浅、不准确，时而抓一首诗，时而捡一块旧材料，不管在哪里找到，也不管它的性质，只要能满足他的意图，充实他的结构。他作为批评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普通读者》）。她将自己的评论集取名“普通读者”，实乃谦词；我却颇愿以此自居。虽然我曾讲，像《普通读者》两集里的文章，我要能写出一篇就心满意足了。

　　（2008年作，收《茶店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