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即金雄白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一书第一七五节，题曰“周作人吟诗哀悼林柏生”，有云：

“柏生与周作人同羁一处，当其死后之六日，曾作七绝一首以哀之云：

感逝诗 知堂老人

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

后园恸哭悲凉甚，领取偷儿一片心。

“诗后附以短跋云:‘林石泉同室有外役余九信，闻石泉死耗，在园中大哭。余年十九岁，以窃盗判徒刑三月。十月十四日作。’石泉，是柏生发表文字时的别署。”

这是周作人此诗首次揭载。鲍耀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致信周氏，告知其事。周作人于六月八日复信云：“承示金雄白的记事，此诗记并未示人，不知外间何以流传，报人之采访手段亦深可佩服也。”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一月出版）一书未收此诗，其中《老虎桥杂诗补遗（忠舍杂诗）》共十三首，有小序云：“前录杂诗多所遗弃，近日重阅，觉得亦是前尘梦影，遗弃亦属可惜，因复加甄录数首，其比较尖刻者仍在删薙之列，唯首尾二章悉仍其旧，盖所谓箭在弦上之势也。”《感逝诗》显然“仍在删薙之列”。陈子善为该书所辑“外编”，也未收录。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月出版）“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项下有云：“因八日同室汉奸、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被处决，作七绝一首：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或采自《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但略去题目，第三、四句各有一字不同，且未录下跋语。

以后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五月出版）、倪墨炎《中国的叛徒和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出版）均引有此诗，文字全同《周作人年谱》，当系据此抄录。钱著云“这年（一九四六年）十月，同室的汉奸、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被处决，周作人自然大受刺激。在长夜不眠中，赋诗一首”，倪著云“林被枪毙后，周作人怏怏有日，写了一首兔死狐悲的诗”，似皆据《年谱》所云演义而成，可能因为未见跋语，对于诗中本事，未免含糊其词。王仲三《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出版）所收此诗，文字亦同《年谱》，而径署《无题》，有注云：“偷儿，指在押犯有偷盗罪的犯人。”可知也未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后有增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二○○年四月出版），上述内容并无补充。

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一月出版《老虎桥杂诗》一书，所收较之《知堂杂诗抄》多三十余首。此系据谷林六十年代初抄本印行。谷林《曾在我家》一文云：“伏老（按指孙伏园）又因听我说起此翁更有旧体诗一卷，便即走函往借，旋由周丰一送到。我遂据手稿为伏老过录一份，又自行抄存一份。”就中《忠舍杂诗》共二十一首，乃是全数。内有《感逝诗》四首，有关林氏者列其二，对比《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所录，诗除第三句“恸哭”作“痛哭”外，其余均同，跋则少末尾一个“作”字。至此，该诗终于以本来面目完整地见诸内地出版物了。

然而尚有“后话”。倪墨炎《中国的叛徒和隐士周作人》增删为《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八月出版），于所录此诗之下，增加了一大段解说文字，其中有云：“‘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是说他周作人为林柏生的遭遇，在放风时暗暗痛哭一场，只有一起在监狱里坐牢的小偷来劝慰他。”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二○○五年五月出版）则云：“一九四六年十月某一天，与周作人同住一室，以往交往又很密切的汉奸、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被处决。周作人大受刺激。惶恐之下，长夜难眠，居然又赋诗一首：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顺便说一句，林柏生被枪决后，因盗窃罪给关起来的小偷潘同根，因为和林在狱中处得不错，在半夜为林哭泣，由此引发了知堂老人的悲感，才写下了这首意味深长的诗。”

这就很有意思。倪氏修订旧作，时已印行的《老虎桥杂诗》却未寓目，想当然地把“痛哭”者附会为周作人自己，“放风”、“劝慰”更属无稽。耿氏则似乎连《周作人年谱》也没看过，所以才说“某一天”；所云只是据钱理群《周作人传》再行演义。至于为何把“偷儿”错成潘同根，大概是《知堂杂诗抄》里另有一首《瓜洲》，跋语云“潘同根年二十岁，父系舟人，六岁丧其母，以为窃盗担物，判处徒刑三个月，在老虎桥任挑水送饭之役，颇得人怜”,于是就把这角色安在他的头上了。据《知堂回想录》，当年南京老虎桥监狱“当外役的都是那些短期拘禁的犯窃盗小罪的人”，而此类“偷儿”不止一个，为林柏生之死“痛哭”者乃余九信而非潘同根也。

我讲这些，是想藉此重温胡适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虽然所涉及的事情似乎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