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文《关于“南玲北梅”》，颇惹了些是非出来，用论家的话说就是“‘南玲北梅’说一度成为媒体小范围讨论的焦点”。有朋友问我怎么会对“南玲北梅”提出质疑，我说皆因倡此说者一口咬定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事，而但凡同时对梅娘与张爱玲的创作生涯有点了解的，就知道此乃子虚乌有。假如把时间推迟一两年，我未必看得出其中的破绽。此即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说：“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

我起初买过一本《南玲北梅——四十年代最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作品选》（刘小沁编），但并未当回事，觉得不过是坊间出书的噱头。后来看到《新文学史料》上登出《梅娘著译年表》（范宇娟作），一九四二年项下有云：“本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调查活动。梅娘和张爱玲分别当选。自此流传开‘南玲北梅’之说。”我也只是明白了研究者水平不可高估而已。

及至梅娘著《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既然“当事人”之一也这么说——或首先这么说——那么我就不可不稍予订正了。梅娘提到的那个时候，她自己的代表作《蚌》、《蟹》、《鱼》等均已面世，被推为北方沦陷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或许异议不大；但张爱玲至此公开发表的中文作品总共只有一篇，即一九四○年八月《西风》第四十八期所载纪念征文《天才梦》，仅凭这区区一千五百字的文章，怎能算是南方沦陷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梅娘与之“双双名列榜首”岂不掉价。论家说：“‘南玲北梅’一说受到质疑的潜在意识，是一些张爱玲研究者或者‘张迷’骨子里认为二者的创作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梅娘根本不配与张爱玲并称。”其实我当时想的是，无论张爱玲以后文学成就如何，“一九四二年末”她还根本不配与梅娘并称。

前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列举了不少例证。其一是：“《商君书·徕民篇》有‘自魏襄以来’语，有‘长平之胜’语；魏襄死在商君死后四十二年，长平战役在商君死后七十八年，今谓商君能语及此二事，不问而知其伪也。”偶阅二○一四年七月二日《中华读书报》，有一篇《两种人的友谊——记梅娘与赵树理》，与梁氏所言《商君书》事如出一辙，恰巧也是涉及“南玲北梅”的：

“那时大陆有一家不太重要的刊物发表过一篇《一个女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是对梅娘的全面介绍。梅娘给我复印了一份。我又从其他渠道搜寻梅娘的材料。后来写了《‘南玲北梅’的‘梅’》的长文，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汇读书周报》是发行量很大的一种读书报纸，在读书人中影响比较大。此后，梅娘广为人知。据说，张爱玲看到我的文章后大为不满，质疑‘南玲北梅’说法的来历，似乎觉得把梅娘的名字跟她摆在一起，有损她的尊严和高大。她不想想，梅娘在成名之后遭遇到多么巨大的厄运，哪像她，一生都在写作，而且后来得到高人的评点和推崇。”

翻检《文汇读书周报》，《“南玲北梅”的“梅”》发表于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而张爱玲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被发现死于所居洛杉矶公寓。因此可以肯定，“据说，张爱玲看到我的文章后大为不满”云云是讹传，而作者误信了。至于接下来“她不想想”一番议论，也就成了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