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给扬之水打电话，谈到前人行文模糊，又不用标点符号，反倒有些便利之处。譬如现在我要写这个跋，一下笔就很为难：第一，该说《诗经》，还是说《诗》呢。第二，该说《诗》，还是说诗呢。倒不是“必也正名乎”，我是觉得先明白对象，或者说确定立场，然后才好说话。要说是叫真儿则这个真儿也是该叫的也。譬如《诗》之研究向有经学文学两派，我们如果自居后者，当然不必再提什么“经”；如果厕身前者，“经”之一字就还不能省下。就算旨在用艺术眼光对《诗》作鉴赏批评，那么所说还有特指或泛言，具体或抽象的区别，也就是《诗》的艺术或诗的艺术的区别。所以如果把这个《诗经》或《诗》或诗的问题弄明白了，或者有所界定，那么一切就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诗经别裁》前言开宗明义就说：

    “说起‘诗三百’，我们今天总把它看成是‘纯文学’，不过当时却不然，后世所说的文学，以及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论语·先进》中说到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和《易》，大致是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藉而言。而《诗》不仅是美的文辞，而且是美的声乐，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为‘乐语’，作为‘声教’，为时人所诵习。”

    显然经学文学两派都不算，既非以《诗》为经，又非以《诗》为诗，而另走一条以《诗》为《诗》的路子。我们不妨把这称之为“还原的读法”。也就是说，回到《诗》的年代，根据《诗》的功用和性质，去体会《诗》的含义。也可以认为这是返回《诗》的语境的一种读法。“诗三百”只得一部，读法却有不同，套用一句老话，就是“《诗》无达诂”，从接受美学考虑似乎都能成立。然而相比之下，无论经学还是文学都接近于为《诗》创造新的语境，而这一种读法大概是发挥最少的了。

    如果说经学派重视的是教化，文学派讲究的是诗意，“还原的读法”则力求体会《诗》中的人情，前言中讲得很清楚：

    “五百年云和月，尘与土，虽然世有盛衰治乱，但由《诗》中表现出来得精神则是一贯。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爱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过可以说，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贯穿始终的脉搏和灵魂。孔子取《诗》中之句以评《诗》之精神曰‘思无邪’，真是最简练也最准确。”

    这里提到孔子，此种读法正可以上溯于孔子论《诗》，孔子去《诗》的年代不远，庶几仍旧在那个语境之中，所谓“还原的读法”，亦即还原到孔子也。《论语》记载他的意见，最重要的莫过于这样两条：“《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后来经学文学两派，多少都与孔子所说有些干系，但已经对其原意多所扬弃。譬如从文学角度出发，则希望将“思无邪”与“诗可以……”分开，或者把“诗可以……”所涉及的教化意义和社会功用去掉。孔子所谓“思无邪”，有两点值得注意，即“思”字作何理解，“无邪”又作何理解。依经学派之见这大约就是正统观念，文学派好像尽量绕开不顾，《诗经别裁》则解释为“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这样连带着“诗可以……”云云就都讲得通了。即如《伯兮》一篇所说：

    “‘诗三百’，差不多篇篇有情，所谓‘兴、观、群、怨’，不过也是说着‘有情’二字罢。其实若以一部《论语》论‘圣人’，则这位圣人实在还是性情中人，他的钟情于《诗》，正是很自然的。”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还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依《诗经别裁》看来，这与“思无邪”意义相当，仍是在描绘先民那份人情。所以《汉广》一篇说：

    “这里似乎用得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思，但它却与道德伦理无关，而只是一份热烈、持久、温暖着人生的精神质素。《诗》写男女，最好是这些依依的心怀，它不是一个故事一个结局的光明，而是生命中始终怀藏着的永远的光明。它由男女之思生发出来，却又超越男女之思，虽然不含隐喻，无所谓‘美刺’，更非以微言大义为为政者说法，却以其本来具有的深厚，而笼罩了整个儿的人生。”

    以上这些说法，构成了《诗经别裁》的出发点。前面讲到与文学派的区别，区别亦止限于此。实际上作者从这一点出发之后，尽量接受了文学派的意见。因为《诗》仍是诉诸某一文字形式，人情仍是要具体表现出来，还是一个文学问题。揭示了“写的什么”，接下去就不能回避“怎么写的”，而这里是用“《诗》的看法”来吸纳“诗的看法”。由于坚守自己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别裁”历代对《诗》的“诗的看法”时，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讲到“诗的看法”，最基本的其实是感受问题。文学范围内的感受可以包括两类，一是情感感受，一是审美感受。前者发自心灵，后者出乎感官。《诗》实际上往往同时给予我们这样两种感受。然而由于感受者的修养不同，感受的深浅有所不同；感受者的兴趣不同，可能某一种感受强烈而另一种感受淡漠。《诗经别裁》重在体会人情，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处处都落实于作者细微而深厚的情感感受。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作者对《诗》的情感感受细微而深厚，才能够从人情上对《诗》有整体把握，以及与孔子“思无邪”的说法产生共鸣。比较而言，书中重视情感感受明显要超过审美感受。《月出》一篇中有番话，最能说明这一点：

    “诗中用来描写佼人的文字，全是抽象的。虽然凭了‘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我们仍然想象不出硕人的美丽，但诗人总是在那里为伊画像。而《月出》只是写感觉，却不要别人‘看见’，其实诗里本来也只有‘心的眼’，是思可感，形不可见也。仍以《硕人》作比。《硕人》全是戏剧的效果，不但为美人设色敷彩，而且明晃晃灯光打成一片，只是要人看得真真切切。《月出》，则纯是诗的效果，举出‘佼人僚兮’，不过要你知道思之苦闷所从来，说到底，佼人只在伊心里，而不在你眼里。”

    这里标出“心”与“眼”的区别甚有意思，《月出》“虚”或抽象，反而有所感受，《硕人》“实”或具体，反而缺乏感受，因为其间感受的对象和主体都有所不同，感受本身就不是一种性质。在《月出》中作者得以获得情感上的交流，诗中有此一番情意在，就能被她所体会，哪怕情意如此飘悠，对象只是隐约一个影子。而《硕人》中呈现的是人体感官之美，要求我们也能启动感官去感受它。即如作者所说：

    “《硕人》是《诗》中写女子写得最美的一篇，却又是最无情思的一篇——有情思者，诗在心里，无情思者，诗在身外也。”

    《诗》流传后世只剩下文字，然而我们阅读之际，所有感官都可能间接地发挥作用，最终审美感受就是整体的，综合的。在《硕人》中，“硕人其颀”、“硕人敖敖”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所具象化，除了诉诸我们的视觉外，也诉诸我们的触觉、温觉，乃至嗅觉，硕人之美亲切可感。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使硕人之美由静态转为动态，她就是活生生的。《诗》中类似例子不少，如《泽陂》：“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也是呈现于我们的感官世界。作者对情感对象与审美对象的兴趣并不相同，在情感感受与审美感受之间有所偏重，这多少影响到这本书对《诗》的“诗的看法”。

    《诗经别裁》总体上对《诗》的人情把握，和在细部对《诗》的情感感受，其间有着明显的呼应关系。与此相关联的是在另一方面，即从创作方法上对《诗》有着新的理解。在很多篇章中，都特别标举一个“思”字，与“事”作为对比。如《泽陂》一篇所说：

    “只是此诗不关乎‘美刺’，自然也说不到‘礼义’上去，而所谓‘言其情而不及于乱’，今不妨称作只言‘思’，不言‘事’。……吴桥曰：‘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作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实做’，写事也；‘虚做’，写情也，也可以说，是铸造一心中境象。只是《风》与《骚》又不同，它所用的材料，尽为生活中之实有，尽为切近的人间事情，故虽一点事外远致，但朴茂质实中的亲切，依然是本色。”

    这种理解，可以认为是作者把对《诗》的整体上的把握，即“‘诗三百’，差不多篇篇有情”，予以方法化了。同时因为有着细微而深厚的情感感受做底子，这一有关《诗》创作方法上的独特见解也就得以扎下根来。这样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层次，彼此之间相互支持，为《诗经别裁》构筑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构架，所“别裁”的历代“诗的看法”都被有机地纳入其中，而最终对于《诗》的解释也能够自成一家之言。

    《诗经别裁》虽以“思”与“事”作为对比，目光却仍然时时投注在每首《诗》中的人情上，“思”虽然是“虚做”，后面的一份人情却是实的，而且比“实做”的更为切实。这是“思”的说法的实质所在。然而我们不妨撇开这一层，真的去考虑一下“思”与“事”内容的此虚彼实，——虽然说起来作者多半对此没有太大兴趣，我甚至觉得在她看来“虚做”抑或“实做”并无所谓。从虚实意义上讲，“思”与“事”与传统的赋比兴说多少有所重叠，但有时亦是在不同层面上讲话。依朱熹《诗集传》所言，“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至少讲到比、兴时，并未涉及全篇的写法。而《诗经别裁》所标举的“思”，有时是就整首诗而言的。这一问题其实相当复杂，“《诗》无达诂”，用在这里可能就更为合适。

    譬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差不多人人尽知，然而就中为“君子”所惦记着的“淑女”，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跟“雎鸠”、“河洲”，还有后面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等又是怎样一个位置关系，好像并无确切说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及“寤寐求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又是想的呢。清人毛先舒《诗辨坻》说：“诗有赋比兴，然三义初无定例。如《关雎》，《毛传》、《朱传》俱以为兴。然取其挚而有别，即可谓比，取因所见感而作诗，即可为赋，必持一义，殊乖通识。”他一下子把这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给说到了。

    在前引朱熹的话中，兴曰“他物”，比言“彼物”，“他物”和“彼物”都非此刻所见，如此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乃是虚拟，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云云倒是实在。反之，“雎鸠”、“河洲”和“荇菜”是当下见着，而“淑女”、“君子”是联想所及，也说得上是用的兴或比的手法，只是“他物”或“彼物”与“此物”掉了个个儿。然而无论是兴是比，“他物”或“彼物”与“此物”总有分别，二者多半就不在一个情景之内。此外还有两种可能：诗中所写到的都是实际所见，如毛氏所说，通篇只有赋之一义；或者所有这些俱出于诗人的想象，在他头脑中营造出那么一个境界，这样不但赋说不上，连本来意义上的比与兴也不沾边，恐怕接近于《诗经别裁》所说的“思”了。

    赋比兴“三义初无定例”，当然不只见于《关雎》。《关雎》之中或兴或比或赋，诗意自有区别，然而尚不及另一首《风雨》来得明显。“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朱熹说：“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则通篇是赋，“风雨”是“当此之时”，“见君子”是“见其所期之人”，一概都坐实了。郝懿行《诗说》说：“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这合乎前述兴义，“风雨”云云是实，“君子”云云是虚。李诒经《诗经蠹简》说：“三章反复咏叹以尽其喜幸之情致，写风雨鸡鸣如在眼前耳畔一般。然其妙处尚不在此。盖两句全是为‘云胡’作势，有此一开，则‘云胡’句异样精彩，不然，则索然无味矣。”这也是兴，不过转过来成了“见君子”是实，“风雨”倒是虚拟。毛公《序》说：“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则“风雨”是象征“乱世”，“君子”虽然真有，却只在“思”之中，也还是虚的。好像硬讲都是讲得通的，《诗经别裁》也说：“只是读诗却不能如断案，这里也并不存在一个明明白白的是与非。”然而说法归说法，诗却不是道理，诗意谈不上是非，乃有高下之分。细细品味，还当说郝氏体会诗意最深，朱子和毛公说法虽然一正一反，意味都少得多，李氏许是根本不懂诗了。说这些似乎要另挑一个话头，其实此处诗意就是人情。

    按照前述朱熹说法，赋比兴的区别在于，赋是只有“此物”，比是既有“此物”，又有“彼物”，兴中“他物”亦即“彼物”，“所咏之词”亦即“此物”。但是在比中“彼物”并不构成境界，只取某一相通性质用来作比，用完也就完了，兴则“他物”和“所咏之词”都能构成境界。这给我们一点启示：所谓赋比兴，是要解决《诗经》的虚实问题；反过来说，《诗经》中有虚实程度的差异，表现出来就有赋比兴的区别。所以与其说这是作诗之法，不如说是读诗之法。说赋，说比，抑或说兴，读者与诗人之间，自有关乎诗意的某种悟会。这里能够决定取舍的还是诗意。诗的虚实问题，换个说法，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今天看来，无论用于诗的创作还是诗的研究，赋比兴在概念上都未必十分周密，但却是在当时理论条件下论家对于《诗经》中主体与客体如何结合的一种把握。

    赋比兴又可以被看作是在探讨《诗经》所涉及的诗中物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插一句话，诗中所有物象，统可区分为形象和意象两类，而它们的区别，正在虚实之间。也就是说，形象来自眼见，意象出乎心想。如果我们引进这一说法对赋比兴加以体会，或许能进一步有所发现。即以前述朱熹对赋比兴的界定为依据，兴云“他物”，比谓“彼物”，可见都非眼前实景，都是想象，所以有别于“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直接描写“此物”的赋。赋涉及的当然都是形象。但是兴、比还不能说就用了意象，而只能说是意象的雏形。因为兴在“他物”之外还有个要“引起”的“所咏之词”，比更于“彼物”之外还有个比的对象的“此物”。意象是相对于“此物”的“他物”或“彼物”，但是一切意蕴兴会都包涵在这个“他物”或“彼物”之中，也就是说，在意象中诗的主体与客体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当兴限于兴之所起的那个来自想象的物象本身，“他物”之外不再有要“引起”的“所咏之词”，就是意象。同样比也如此，单单是个“彼物”，不再有比的对象的“此物”，就是意象。简而言之，兴而非兴，比而非比，当然首先都不是赋，就是意象。赋、比、兴、意象仿佛成一序列，比与兴正好是形象到意象之间的过渡。《诗》倘若真如历来说的运用了赋、比、兴当中任何一法，或者几法混同使用，则尚无真正的意象可言；换句话说，《诗》中主客体还没有融合到那样一种程度。只有关于《关雎》的第四种说法，或毛公论及《风雨》的意见，才说得上完全用的诗的意象手法。而《诗经别裁》引入“思”来解诗，在某种意义上与意象说正是一致的。虽然方才说过，至少在《风雨》中，这并不是诗意最深远的一种写法。

    话说到这里，我知道几乎已与《诗经别裁》的本意无甚关系了，而且这也不是作者的兴趣所在，只是暴露了为她写跋的人的面目——说来我多半儿还是属于文学一派。真的如此，那也不妨借题发挥，乘机贩卖一些私货。虽然我绝不“攻乎异端”，我承认《诗经别裁》说的确实有道理，写的确实也很精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