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杂志书”，一般以为即日本的mook，系将杂志（magazine）与书籍（book）合二为一，新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产品，如今传到了中国。我的朋友刘柠是日本研究专家，按照他的说法，mook是依托于某种杂志，借助于该杂志的品牌，以增刊的形式发行的独立出版物。内容上既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的文章结集，也可以是一个作者或若干作者对某个主题的深入探讨，前者类似杂志，后者类似专著。据此，我们的“杂志书”与mook还是不大一样。

这就要提到另一位朋友谢其章的意见了，他以收藏旧杂志著称，认为“杂志书”的前身应是我们这里早就有的“丛刊”。金性尧四十年代所作《期刊过眼录》即云：“此外，尚有介乎书籍与杂志之间的丛刊。”——这恰恰是现在用来形容“杂志书”的文字。而金氏所谓“出版的日期没有确定，执笔也非一人，而略有同人性，文字则较结实，现实色彩比较少，实则与杂志也并无怎样大不同”，也几乎可以照搬过来。《辞海》有云：“近代把性质相近的文章汇辑成书，不定期，也不标明卷、期而编号出版的也称为‘丛书’或‘丛刊’。”谢君著文列举中国以前多种丛刊，只到一九四九年为止；接着列下去，则有六十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七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上海文艺丛刊》（后改名《朝霞丛刊》），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外国电影剧本丛刊》，后一种我所见者共四十九辑，另有增刊两辑。

在我看来，丛刊确与“杂志书”有渊源关系，但至少我所举出的几种丛刊，都太偏于书籍，不十分像杂志。不仅如此，现在的杂志，尤其是文学杂志，往往也嫌“杂”得不够，而杂志有别于书籍之处，首先就在于此。坊间的文学杂志，或专登中国作品，或专登外国作品，作品又多限于少数几种体裁，这未免有点儿画地为牢。且看当年的杂志是什么样子。譬如《新青年》，虽曾以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二卷第五号）、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第二卷第六号）、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第五卷第六号）等论文名世，但的确是一本综合性杂志。《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九月出版第一号起，就辟有“小说”一栏，第二号起增辟“剧”和“诗歌”栏，先后连载陈嘏译屠尔格涅甫（后改译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初恋》，薛琪瑛女士译王尔德的剧本《意中人》等。胡适在此发表了《白话诗八首》（第二卷第六号）、“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第六卷第三期）等，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第四卷第五号）、《孔乙己》（第六卷第四号）、《药》（第六卷第五号）等，周作人的长诗《小河》在第六卷第二号被列为头条，周作人和鲁迅还有很多翻译小说揭载。又如《小说月报》自一九二一年一月出版的第十二卷第一号实行改革，设“论评”、“研究”、“译丛”、“创作”、“特载”和“杂载”等栏目，翻译与创作并重。次年一月第十三卷第一号起重设栏目，“短篇及长篇小说”、“诗歌及戏剧”项下，既有翻译作品，又有原创作品。“杂志书”不妨借鉴一下前辈兼容并蓄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