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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及小时候读的几本苏联小说,皆为当年红卫兵抄家劫余之物。后来写《插花地册子》,又提到此事。我说其中顶喜欢的是《盖达尔选集》上下卷,尤以《少年鼓手的遭遇》、《学校》和《铁木尔和他的队伍》印象最深,都具传奇色彩,又是少年儿童的真切感受,很引人入胜,反复阅读亦不感厌倦。另外两本已经忘了作者姓名的《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和《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写的是和平年代的事,其中种种烦恼和快乐,都是我的生活中完全缺乏的。举一个例,《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写到训练小狗方法,说狗并不认字,展示一个数字给它,便一声声叫下去,只须在合适时机悄悄打个榧子,遂即停止,大家便觉得狗会数数了。这些岂是我在那个黯淡乏味的岁月里所能想象的呢。我那时候有点儿孤僻,找不到愿意一起玩的伙伴,马列耶夫、瓦肖克和《学校》的主人公鲍里斯·戈利科夫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了;瓦肖克比马列耶夫年龄要大一些,经历也就不同,再加上盖达尔笔下那些人物,甚至可以说是替我制造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遗憾的是收有《铁木尔和他的队伍》的《盖达尔选集》第二卷,后来不知怎么遗失了,铁木尔也就成了一位不辞而别的朋友。我还说,自己是不大相信个人记忆尤其是童年记忆的,尤其不愿意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盖达尔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提及,虽然大家都喜欢“怀旧”,却没有他的份儿。我觉得奇怪,盖达尔总不至于就这样被遗忘罢。

    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有位素不相识的客人来访。聊些看书之事,话题转到外国儿童文学,我又提到盖达尔。客人比我年轻许多,居然知道这个名字。——我说“居然”,是因为曾有出版社的编辑要我推荐书,我说把《盖达尔选集》重印一遍罢。编辑问:“这是谁呀。”我就不再说下去了。盖达尔从前在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大名鼎鼎。我刚刚看了一部德国小说《T-134》,其中写当年有东德人劫持一架飞机去西德,“他脑子里想着阿尔卡基·盖达尔和修理工手册,这些是他喜爱的书,他全都要带上”。

    客人走后,我找出家里那半部已经缺头短尾、不成样子的《盖达尔选集》,把其中各篇的译者和页数写给了他。过些日子,“天涯”网上贴出一篇《“就这样被遗忘”的盖达尔》,署名“肖毛”,就是那位客人。其中有番话,很有意思:“常听人说,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可以读到许许多多的新书。但是,那些同样甚至更好的旧书,他们却不容易读到。因此,他们的幸福,怕是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多。如今,虽然有止庵先生那样的有心人,出版社也比五十年前更多,愿意给儿童多送一点幸福的出版社,怕是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多罢。”

    盖达尔的书其实重新出过,书名《铁木尔和他的队伍》,共收《革命军事委员会》、《学校》、《远方》和《铁木尔和他的队伍》四篇,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九五年各印行一版。前一版是当年那种说质朴也行说简陋也行的平装,后一版则是我最不喜欢的硬纸壳儿覆层光膜的所谓“精装”。肖毛买到了后一本,写了那篇文章。

    可我还是惦记着当年丢失的《盖达尔选集》第二卷,希望有机会补上,或者另买一套。自打知道“孔夫子网”卖旧书,我常去那儿打探。去年夏天,终于发现一家书店有售全套的,九品,五十元。我马上买下了,收到后却颇感失望,其一书脊开裂,其一封底缺失。我向店主投诉品相差得太多。答复颇有君子之风:款可返还,书请留着看罢。说来我一门心思找这书,未必真要重读一遍,所以赶紧包好退回。

    友人江慎是位有心人,过去我写文章提到自己缺少的书,他陆续觅来送给我,如张岱著《快园道古》、《石匮书后集》、《三不朽图赞》,周作人译《希腊神话故事》、《伊索寓言选》等。年底又得他来信,说为我找到了《盖达尔选集》。待收到邮包,拆开一看,原来正是半年前我退回的那一套。

    《盖达尔选集》第一卷含《自传》、《革命军事委员会》、《学校》、《第四座避弹室》、《远方》、《让它发光》,四百七十四页,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出版;第二卷含《军事秘密》、《蓝色的杯子》、《少年鼓手的遭遇》、《林中烟》、《丘克和盖克》、《小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一块烫石头》、《铁木儿的誓言》、《前线随笔》,五百七十六页,同一出版社一九六年十二月出版。译者多系名家,如曹靖华、梦海、李俍民、任溶溶等。两卷共有插图二十八幅,另有题图若干。我曾在《插花地册子》里选用了阿·叶尔莫拉叶夫为《远方》画的一幅,称为“童心未泯之作”,书中当得起这话的插图还有不少。听说此前出的盖达尔的十几种单行本,插图印得精致多了。

    巴乌斯托夫斯基写过一篇《同盖达尔在一起的日子》,说:“在我看来,盖达尔最主要、最惊人的特点,是根本无法把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分开。盖达尔的生活似乎是他的作品的继续,有时也许是他的作品的开端。盖达尔的每一天几乎都充满了非常事件、意想不到的事、热闹而有趣的争论、繁重的工作和机智的笑话。不管盖达尔做的是什么事,说的是什么话,一切都会立即失去平凡的、令人厌倦的特点,变成不平凡的东西。盖达尔的这个特点完全是本能的、直感的,这个人的本性就是如此。”那么“童心未泯”也可以用来形容盖达尔。他是红军出身,当到团长,后来成了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一九四一年牺牲于卫国战争前线,终年三十七岁。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他活着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和非凡的人,死了也是一个英雄”,诚为的评。

    时隔多年,自己早已没有什么童心了,可是把盖达尔的作品重看一遍,仍然觉得很有意思,尤其写到孩子们的想法、言语、举动,当年留下的好印象总归不差。只是发现某些篇章如《远方》、《少年鼓手的遭遇》、《军事秘密》等,或多或少有令人反感的地方。盖达尔在《自传》中说:“我就要写完一本小说《少年鼓手的遭遇》。这本书讲的不是战争,可是里面讲的事情严酷而危险,一点都不下于战争本身。”我所反感的,正在于他笔下这种和平时期“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相比之下,我倒认为反映战争“严酷而危险”的《学校》仍可接受,其间区别在于一真一假。我这看法,并不单单针对盖达尔。总的来说,盖达尔固不应该“就这样被遗忘”,可也未必就要把他捧得多高。

    苏联文学曾经给过我们很大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增加它的价值;倘若细加分析,负面影响绝对不比正面的少。而且苏联文学中最好的那些,我们过去根本就不知道。二十多年前我读了马克·斯洛宁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才明白这一点。我曾说,苏联文学最初的确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如扎米亚京的《我们》、巴别尔的《骑兵军》和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等,不过这些都被“活埋”了。以后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反主流者,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等非主流者,即使侧身主流之中的,也有肖洛霍夫这样颇有成就的作家。但毕竟只是少数,其余大量的并无什么艺术成就可言。以此来看盖达尔,他的确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颇具才华,在主流作家之中不无成就,又因致力于儿童文学而别具特色。

    马克·斯洛宁说:“革拉特珂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盖达尔、马卡连柯的作品和肖洛霍夫的史诗般的作品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特点的共产主义文学的核心。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把他们全都列入同一个文学流派是错误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那些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都表达了同一个信念。”这里讲的正是它们何以构成苏联文学的主流。如果单看“自己的独到之处”,同为描写国内战争的小说,盖达尔的《学校》虽然无法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相提并论,却未必逊色于法捷耶夫的《毁灭》,肯定要比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好得多。曾有朋友告诉我,他读《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所留心的是朱赫来怎样去影响和改造保尔,即人是怎样炼成钢铁的,以为颇有值得深思之处。其实《学校》写的也是这回事,同样可以换副眼光去看。小说结尾于一场战斗,末了写道:

    “‘鲍里斯!’我听见了一阵断断续续的低语。

    “我睁开了眼睛。几乎就在我的身旁,瓦斯加坐在那儿,紧紧地抱住一棵被炮弹片炸烂了的小桦树的树干。

    “他的头上没有帽子,两眼向前方凝视着,他凝视着那透过湿润浓黑的夜,像金沙一般闪烁着的远方车站上的火光。

    “‘鲍里斯,’他的低语飞到我的耳中,‘我们终于占领了它。’

    “‘占领了它,’我低声回答。

    “于是,他把那棵幼小的、炸坏了的桦树抱得更紧,露出他安静的最后的微笑向我看了一眼。然后他的头轻轻地落到抖动的矮树丛上去了。”

    “那棵幼小的、炸坏了的桦树”似乎象征鲍里斯·戈利科夫的以往,如同“我们终于占领了它”象征他的未来一样。这当然是“过度诠释”,但是我想无妨如此。

                                                                           二〇〇七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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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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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口腔学院)。做过医生、记者等。出版有《樗下随笔》、《如面谈》等。 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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