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是庄子和卡夫卡。在止庵看来，所谓“影响”是改正了或确立了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庄子》影响了止庵的人生观，外国的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则影响了止庵的世界观。

　　止庵读《庄子》的时候是1986年，那时他27岁。“27岁以前我还没有人生观，那时我在这方面（我说的人生观没有太深的含义，就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态度、一个人在世界上怎么活法）还没有什么概念；那以后我面对世界的态度、我的活法主要是从《庄子》这儿来的。”止庵读《庄子》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是一个人待在家里，逐句对照着十几种注本读的。止庵说自己在读《庄子》之前曾是个文学青年，还很浮躁，读了《庄子》之后，浮躁之气都汰尽了。1999年，止庵出版了一本关于《庄子》的书，叫做《樗下读庄》。

　　“卡夫卡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世界观上的，卡夫卡书里描写的就是我眼中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状况。”止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读卡夫卡的，最先读到的是刊登在杂志上的《变形记》，此后陆陆续续读完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包括日记、札记和书信，“他影响了我的一生”。

　　但在止庵看来，来自阅读的对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影响不可能很多，只有极少数的书才能做到。“这是最高一个层面。下一个层面就是对人生观和世界观有些补充和细化。刚才我说庄子构成了我的人生观，但还需要另一方面的补充。人生观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进的方向，一个是退的方向。庄子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在‘退’的方向，我的名字里的那个‘止’字就是从《庄子》里来的，就是说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但也不能完全不拿自己当回事儿。我们人活在世上，不能老往后退，还得有一个进的方向，虽然这对我来讲是第二位的，这方面的影响来自《论语》。《论语》告诉我怎么‘进’。也就是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庄子》对我的影响最大；和另外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论语》对我的影响最大。再下一个层面，如果你和人打交道时遇到的是好人，《论语》就用得上了；但遇到坏人的话，《论语》就用不上，这时，《老子》和《韩非子》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对待。我也写过一本关于《老子》的书，叫《老子演义》。”

　　“说到世界观，卡夫卡1924年就死了，这个世界的好些事，他还没有遇见。后来出现的有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美丽的新世界》、《1984》）对我有更直接的影响。我生活的世界的很多现实状况都在‘反乌托邦三部曲’里显示出来了。这个是第二个层面，是卡夫卡的具体化。还有一个更具体、更现实的层面，就是具体的一些书对我的影响了。举个例子，《奇特的一生》是苏联作家格拉宁写的科学家柳比歇夫的传记。柳比歇夫一生干的事比别人多好多倍，因为他有一个时间统计表，凡是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正，凡是浪费时间的事情都是负的，每天都要算账，要用正的补负的。这个人的一生相当于别人活了好多辈子。这书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就是不愿意虚度时间。”

　　对于阅读，止庵始终认为人生有限，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作品，所以读书时的选择比较重要。“读书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但往高深了说，它是门学问。我主张假如你自己还不能确定什么是好书，那么就读经典，因为一般说这比较可靠。读书还得讲点‘功利’，就是不读不值一读的书。读经典最大的好处就是‘值’。”止庵认为自己是个很自觉的读书者，读书是希望能从书里得到点东西，把读书当成一件事来干，这就是自觉的读书。“我现在都五十多岁了，我一生最认真、最特别当回事的就是读书。其他的，编书、写书，都是读书的余绪，是顺便的事情，如果不读书，我写的二十来本书都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