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一种看法来说，浦江清根本没有写过散文。他的著作一共出版过三本，两本是文史方面的论文集，一本是日记，没有一篇是通常见到的那种散文。但是不妨在这里申明另一种看法：咱们关于散文的概念未免也太偏狭了。文学散文应该是一个范围之内的文体，介乎散文诗与非文学的论文之间，依次（从最接近于诗的一端说起）包括抒情散文、叙事散文、随笔和具有文学色彩的论文即美文在内。浦江清的论文中就有许多属于美文。而我反思这些年来读散文的真正兴趣所在，越来越心向往之的还是这种美文，虽然很遗憾自己没有那个学问去写。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批评韩愈是只有腔调，没有材料，把美文堂堂正正看作散文最可以消除这种流弊。我自己一向谈论作文爱用“结实”这词，我最喜欢美文就在于它的结实，有内容，有分量，又兼具文章之美。所以从这样的想头出发，浦江清乃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散文家之一，虽然现成的文学史或散文史上并不曾提到他；如果叫我来精选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散文选，《浦江清文录》以及《浦江清文史杂文集》中也当有篇章编入。当然这也不限于他一人，对顾颉刚、周叔迦、闻一多、李健吾等我都是这般看法。

    美文是具有文学色彩的论文，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文学色彩是怎么看法。说浦江清写的乃是美文，正是在这方面有点儿困难，因为不像顾随、俞平伯那样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是学者，又是文人，而且文人的分量更重些，浦江清则地地道道只是学者。看出他的文章的好不容易，看出好而要把好说出来就更不容易了。“文学”并不是明摆着的，只是对于学术的表达，但是文字功夫特别强，准确，精炼，一字一句都恰到好处，没有哪一笔是最突出的，但少了哪一笔都不行，是一种整体的、匀称的好。这些于我们写文章似乎都是最基本的，而最基本的也就是最难的。不过要说这就是“具有文学色彩的”未免会叫人不大服气；我们细细体会，他的字里行间总有一种润泽。随便从《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收入《浦江清文史杂文集》）中抄一节看看：

    “名为‘诗史’，何以叙述到词和曲呢？原来陆、冯两先生所用的这个‘诗’字，显然不是个中国字，而是西洋Poetry这一个字的对译。我们中国有‘诗’、‘赋’、‘词’、‘曲’那些不同的玩意儿，而在西洋却囫囵地只有Poetry一个字；这个字实在很难译，说它是‘韵文’罢，说‘拜伦的韵文’，‘雪莱的韵文’，似乎不甚顺口，而且西洋诗倒有一半是无韵的，‘韵’，曾经被弥尔顿骂做野蛮时期的东西。没有法子，只能用‘诗’或‘诗歌’去译它。无意识地，我们便扩大了‘诗’的概念。所以渗透了印度欧罗巴系思想的现代学者，就是讨论中国的文学，觉得非把‘诗’、‘赋’、‘词’、‘曲’一起都打通了，不很舒服。”         

    给我们的感觉不是一条、一条的，而是一团，一片，他的意思构成活生生的那么一种气氛；润泽不靠文字的添加而达到，我们不能不赞许他功夫深了。浦江清不是文人，但实在只有第一流的文人才能写得这样好。据施蛰存为《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写的序言中说，他曾批评浦氏“太懒于写文章，太勤于吹笛子、唱昆曲”，浦氏回答：“写文章伤精神，吹笛子、唱昆曲，可以怡情养性。”读他的文章，觉得他于他的学问是入之以“伤精神”，而出之以“怡情养性”：一生正经写的文章不过十来篇，但看得出都是非写不可的；他治学严谨，对所写的东西太熟稔了，所以他才能随意处置，布局行文都有一种难得的从容。美文在一切文章中是最难的，因为“论”中运转的是理性，而“文学”就本质而言是感性的，美文可以说是一种审美地表现理性的文体，但是并非好比给理性穿一件文学的花衣裳那样，而是从根本上它们就是融为一体的。我想其间发生着联系的乃是“趣味”这两个字，也就是说，作者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对于他的观点与材料，发生了审美意义上的兴趣，这兴趣带动了作者的感性，他把理性的东西消化了。浦江清的文章正是好例子，他写，是因为他太有兴趣了，所以就由着他款款道来。比如《八仙考》（收入《浦江清文录》）中这一节：

    “庐山金泉观造仙迹，以钟离授吕公天遁剑法于庐山。而在宋时，吕公自记遇钟离于华山。如何说法？宋时石刻所以说华山者，因欲依附陈抟得希夷妙旨故。后来说钟、吕之道出于东华帝君，不要陈抟了，因此也不必华山了。”

    虽然他并不渲染这兴趣，一切都很克制，一切都潜伏在字里行间，但毕竟隐约有所流露，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润泽。此外他的文章中绝少有一己情感的抒发，他只是如一个学者那样说他的学术；他太不想在文章中表现自己了，但他的文章又太是他自己的了。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