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关于自己写过几句话：“平生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写书第四，四者之外，乏善可陈，凑合活着而已。”所以在读书方面也乐得总结一下。但是一提笔就觉得为难，或者说是窘迫，因为虽然这些年关心的多是思想问题，可是要报出所受影响的书名，却主要还是文学作品。说来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也曾读过几种，不过不能排在前列，这似乎足以说明我的浅薄了。在思想上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和庄子。现在我这方面就大致定型于这一西一中、一今一古的两个人的某种融合。如果分开来说，世界观多得之于卡夫卡，人生观多得之于庄子。卡夫卡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很多，甚至已经有了一部《卡夫卡全集》，但是我看得最仔细的还是小说和随笔这两部分，小说又最注意以下几篇：《地洞》、《城堡》、《诉讼》和《在流放地》。《庄子》也出过不少种，我看得最多的是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我自己写过一部《樗下读庄》，有关庄子哲学的想法都记在那里，兹不赘述。前面说到人生观，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勉强说是出世与入世罢，在我则分别获益于庄子和孔子，所以我要列出的下一本书就是《论语》。孔子所谓“仁”的本义，其实最得后来所说人道主义的精髓，但是多被历代儒家给歪曲了，以致真正的孔子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几无影响。我倒是想找机会探讨一下。《论语》也有好多版本，我认为最好的当数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我自己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论语》的书，但迄今还只写了二十来万字的笔记，不曾整理出来。

我关于文学的看法也并不主要来自这方面的理论著述，而是得力于所阅读的某些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四个人所作，即十九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二十世纪的博尔赫斯和罗伯-格里耶，当然卡夫卡还应该列在后面提到的这两位之前，只是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都远远谈不上齐备，后来又出过一部号称“全集”的，其实还远远不全。福楼拜的作品本来不很多，却一直没有系统翻译出版，这里勉强只提一套《福楼拜小说全集》罢。简明扼要地说，陀氏告诉我们写什么，福氏告诉我们怎么写。当然这样讲不是要把文学局限到一两个人身上，我是指出他们特别的开拓意义。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可以说是分别描绘了“有”和“无”两个世界。然而卡夫卡眼中的“有”的主体是人，罗伯-格里耶重新面对这一切，他看出来“有”的主体原来是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更进一步。我们目前有一部《博尔赫斯全集》，好像所收还不够齐全。《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再加上别处出版的几个单行本，则差不多可以令我们满意了。

还要附带讲讲我在写作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四十而不惑”应该是对外对内一概如此，那就说句老实话，我在写作上了无成绩，若论读书则不敢妄自菲薄。三十多年前我初学写作，先父尝批评说学而不能致用，我一直铭记在心，但是这毛病恐怕到如今还是没有改过。我读散文最心仪的当然是知堂与废名，我自己编过《周作人自编集》和《废名文集》，但恕不能“毛遂自荐”，所以暂且空缺。前者生前编定的集子有三十多种，还有很多集外文。泛泛地讲，是都好，如果让我指明最感兴趣的，则是中期之作，特别是用所谓“文抄公”笔法写的。讲到他对我的影响，首先在于作为写作者该取怎样一个态度。大家平时一拿笔就好像不大放心似的，多少总要作态，制造那么一点效果，他启示我们这样文章就坏了，本色才是上品。另外在思想上也有承继，譬如上述关于孔子的看法即是从他来的。废名一九四九年以前所写散文，我最初是在旧杂志和后来的选本中读到。他说乃师恐不是辞章一派，还当于别处去求之，他自己却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我与朋友说起写文章，最推崇字句之间约略带点儿涩意的，心中即是把废名列为榜样。

末了要谈到诗了，虽然我早已歇手，而且若论成绩更在文章之次，但是总归从前也在这上面花过十多年的时间，那么当作回忆似的说上两句罢。我要举出的是贾岛（《长江集新校》）和李贺（《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我有个看法，就是中国向来缺乏一个完整的唯美主义传统，总是美善不分，最终则以善为美，这很难说是健全，所以当初特别爱好这两位。说来日本文学在这方面很有可以借鉴之处，就审美趣味和审美体验而言，既是纯粹的，又是极致的。所以这里虽然人名已经说到十一位，书名却只列出九个（陀氏的两套算是一套），那么我就再来加上一种《川端康成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