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突然出走了……”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而在此前两天，托氏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已经谈到亲朋好友对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走“议论得越来越频繁了”。两相对照，我觉得这“突然”二字实在是有很苦的一个意思，特别是他们夫妇早就知道彼此间的折磨是再也不能忍受的了。至于托氏一贯的支持者和鼓动者——他的小女儿萨莎和挚友契尔特科夫，虽然说得上是比托尔斯泰更彻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恐怕也没想到出走竟会马上就送了这八十二岁老人的命。在这一切人里，其实只有一位对这一举动及其结局是看得清楚的，那就是托尔斯泰本人。在萨莎写的《父亲》一书中记述了他病危时的一件事：

    “订购了氧气，谢尔盖打电报到莫斯科要一张舒适的床，安排了我们当中的一人和一名医生在病人床边轮流值班。

    “‘而农民呢？农民是怎样死的？’当别人给父亲把枕头放好时，他叹息着说。”

    萦绕在垂死者头脑中的念头正是他的追求所在。当然这只是最后的表述而已。这个意思他已说过好多次，甚至未免说得太多了。比如这年二月他给一个大学生回信说：

    “您建议我做的事：放弃社会地位和财产，将财产分掉……我已经在二十五年多以前做了。但我还同妻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家里，生活条件奢侈得可怕，可耻，而周围却尽是赤贫的人，这不断地、日益强烈地折磨着我，我没有一天不在考虑按您的劝告去做。”

    这次他真的做了，——因为如此，高尔基在得知托氏出走的消息后写信给柯罗连科说：

    “您知道，他早就打算去‘受苦’了……可是他想去受苦并不单纯是出于一种想考验自己的意志的强韧的正常愿望，而只是出于一种很明显的——我再说一遍——是一种专制的企图，也就是想加重他的学说的分量，使他的说教成为不可抗拒的东西，用他的受苦使他的说教在人们眼中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强迫人们接受，您明白吧，是强迫人们接受！”

    这席话里有着深深的担忧：托尔斯泰主义如果只在那里说教，反对者如高尔基就很容易指斥其为虚伪；如今托氏自己把它变成行动了，不免要怕它成为真实的，或者被认为是对的。其实思想付诸行动于这思想本身并无什么别的意义，唯一的价值在于它可能构成对思想者自己的一项考验。比如这里，我们就可以（也仅仅如此）说，托尔斯泰毕竟是真的相信他所倡导的托尔斯泰主义的；托尔斯泰的思想和托尔斯泰的生活永远不相协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它们都是真实的，所以他只能以他的死来自圆其说。说实话我从来就不认为托尔斯泰主义是多么结实的思想，我觉得有分量的（甚至可以说是我所佩服、所敬重的）仅仅是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倡导者的这个结局：一位导师把他的门徒引入他创造的秩序，他自己毕竟也在这个秩序之内；他可能毒害了他们，但是没有欺骗。任何人不信上帝我都不怕，我只怕上帝不信上帝。相比之下，托尔斯泰是托尔斯泰主义的烈士，对于烈士我们无法批评——他确实为此死了。

    托尔斯泰为他自己选择的这个结局，可以认为是他几乎跋涉一生的心路历程的延续。而他死前四天（也就是他谈到农民的死法的那一天）写下的绝笔，在我看来是对他内心世界最真实的揭示：

    “这是我的计划——完成义务……

     “这对别人也有好处，但特别对我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