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在报刊上看到类似“推荐图书”或“必读书”的说法。说实话，多少读过几本书的人，对这种把戏大概也只有付之一笑。虽然有时也免不了盘算一下，要是咱们赶上这样的问题不能不回答的话，该怎么说呢。我想要说就说去读一本辞典罢。这是因为我自己是喜欢读各种各样的辞典的；比起通行的别的读物，辞典总归要结实一些，读了都能有所获益。不过要说明的是，我最想读的一本辞典迄今还没编写出来。现有的辞典里讲的都是词的意思，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意思后面的意思，也就是说能去揣摩当时的语境，体会那些词被发明和延用时所赋予的种种人情。我们的文化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保存在汉语的词汇里。我向来看不上辞不达意的东西，心目中好的作者都是安排词句如调兵遣将——他拥有千军万马，而且慧眼识得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写作永远是包含了对一些词的重新认识过程：他的意思照亮了它们，同时也被它们照亮。如果允许毛遂自荐的话，我很想充当这本尚不存在的辞典的作者之一，长期、反复地思考某一个词是我特殊的兴趣所在。

    最近一段时间我较多想的是生死问题，所以总有一些与“死”相关的词在我脑子里转悠，引得我去窥探它们各自后面大大小小的天地。也许我可以把待编纂的辞典的这一部分先弄出来。那么这里就来揭示一二。例如说“死不瞑目”，这纯是写实的，但干吗不写别的，比方死不撒手或死不闭嘴，单说这个呢。我想起另一个词：“回光返照”，这又完全是形容，而且“回光”与“返照”还有重复，好像要强调一种特殊感觉：漫长的生命之程行将完结，最后那已经不能把握的一点，要说也只能说是“光”了，这大概也就是在“死不”能“瞑”的“目”里留下的光罢。这样的词都使我感到生命本身对生命的爱多么强大与执着，它甚至以不能把这种爱延长到生命限度之外为最大遗憾，或许这就叫作生命之根罢，根植于此，生命才被赋予一切意义和责任。《庄子·在宥》说：“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谈到生命，《圣经》里也有类似的话，而上述关于死亡的词使我更能体会生命到底是以怎么一个样子“反于土”（以及“生于土”）的。在这些词里保存着对生命的最基本的体验和对生死的特别理解，我们平时面对死者所自觉表露出的怜悯我想与此也有些关系。

    我因此想到“尸骨未寒”，这是表现状态的话，但只是说了半句，像要揭示一个前提：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或者不该如何。其中有一种人之常情，虽然它多少被特定的时限所限制；在一段时间内除非例外大家都不能不去遵守某项默契：生的世界刚刚失去一个人，他还走在通往永恒的死的路上，在感情或在感觉中他都尚未抵达，我们不妨先静静地等一等。“安息”一词常用来形容死，但这时无论故者还是我们都还没有达到“安”，我们既不能心安理得地仿佛他还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拿他当个过去的人物，当个完全可以放到客观位置上的对象，好像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我们处在这样两种可以正视其人的情形之外（或之间）。记得读过一本《刘半农研究资料》，书中收有一束刘氏生前友好写的悼念文章。大家都是很平凡地颂扬死者为人与事业上的好处，只有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非同反响地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多年过去，也许别的那些文章从内容看已被时间淘洗得没有多大分量了，但我读了还是能被感动，我在那里看见缓步为故者送行的姿态和死了朋友的悲哀，以及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鲁迅的文章里使我感到了别的东西，尽管他强调“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也许他说的有理，却难免无情。这大概就是所谓“诛心之论”罢。“诛心之论”本无贬意，虽然我确实担心它太走偏锋。此语出诸《后汉书·霍諝传》，那里说的是“原情定过，赦事诛意”，可见原来是有两个方面，这也只是其一而已。鲁迅这种话如果说的早些，或者晚些，可能给我的感觉就不一样；在我看来，失去生命总是一件悲哀和值得怜悯的事，不能急不可待地要求我们说出所有的话。

    当然也不可以一概而论，那就是前面说过的“例外”了，这用得上另一个词：“死有余辜”。记得我小时候这词曾很频繁地在口头或报纸上出现，当时我不知道轻重，以后回想起来不觉心中一颤，人得有多大罪过才能担当得起这么一句话呢，那是个什么年头儿呵。鲁迅对于刘半农好像也多少滥用了“死有余辜”。虽然这样的话在另外一些情况还是用得着的。我们对生命的感受是限定在人之内，我们的原宥也不能超出人的限度。只是死有余辜更多说的还是人的无奈，死竟然还不能截止一切，我因此感到黑暗，——是其中的事实太黑暗，我觉得“善良”因此成了“无告”的同义词。死只有一次，如同生只有一次一样，这是人类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当然也有例外：曾经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美国有个虐杀多名妇女的罪犯，在狱中等待死刑期间成了画家，他被处死之后，所有受害人的亲属凑钱买齐他的作品，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把火烧光。他们让他再死一次。人试图冲破“死”而去清算“余辜”，这是我知道的做到最大极限的一次。除了道义上的意义以外，我把此举看成是生命本身力量的表现。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