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寄河南

　　上个周末大洪兄从河南来，我陪他去海淀买书，各自抱了满满的四个塑料袋儿回来，在车上遇见急刹车，他有一袋掉到地上，心疼不已，幸好并没有摔坏。我坐在一旁，忽然很有所感。我们因买书相识，已经有十八年了，而交往的历史十之八九倒是“结伴买书史”。我因为这些年来喜欢写些东西，怎么说也有那么点儿“工作需要”；在他则全然是一种爱好，从来没有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愿望，我想一个人能把纯粹的爱好坚持这么多年，而且兴致与当初丝毫不变，这真可以说是一种盛德了。前不久他在“五环之夜”做节目，主持人说你原来从前也是个文学青年，我想这未免误解他了，大约彼此年代不同，不免要以今人的气象去规范从前的人。而大洪兄如今的种种所为，很多都该说是从前的人才会有的行事。我说的这个“从前”，却又不全取决于年岁若何，有些年纪比他大得多的人，反倒要显得更合时宜一些呢。

　　主持人的话是从十几年前大洪兄曾与人合编过一部《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台历》的稿子说起的。这个所“与”的“人”就是我。据我所知，大洪兄买书（以及读这些书）总有二十年了，这可以说是惟一做过的与之相干的事情，但也仅仅是相干而已。起因是这样的：我们因为要买书，就要先有些关于书或者说关于文学史的知识，但是当时这方面已有的几本书内容和观点都嫌太旧，使用不便。大洪兄买过一部美国人编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经常查阅，也曾翻译一些条目。我建议能否以此为蓝本，再加上搜集到的别的资料，还有我们这些年读书的心得，自己编写一本《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辞典》。他就动手做起来，但是工程浩大，进展缓慢。于是商量着先弄个缩写本，以作家生卒月日为线索，编一个台历。这事情完成了。说是合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他做的。这些事其实主要是为我们自己干的，但现在说起来，还是觉得挺有意思，因此长了不少学问，以后在“结伴买书史”中都体现出来了。

　　大洪兄这些年来有时顺利，有时坎坷，但是如前所述，他是一个可以把青年时代的兴趣爱好长期保持下去的人。当然所保持的也不仅仅是兴趣爱好而已。我前些时找到他大学毕业后在河南镇平的工厂里给我写的一些信，我记得他的宿舍里没有桌椅，信都是伏在铺板上写的。信中偶然谈及人生的话，因为当时受到《约翰·克里斯朵夫》一类作品的影响，所以难免有现在看来幼稚的地方，却总归不失纯朴，不失真挚。这么多年过去了，幼稚可以说已经汰尽，但是并没有汰尽当年所有的一切，今天的他纯朴真挚如故。如果要我在这里谈点感想，我也只能说他是我这样的朋友：平时并无多么密切的往来，即使往来也只是干干一同买书这样无关紧要的事；然而我一旦有什么难处，就会想到能靠得住的是那个被我真心视为朋友的人。在我的人生里，这样的朋友太难得了。

　　大洪兄很多年前就对体育很感兴趣，可能和他对文学的兴趣同时产生，而且论性质也是仿佛，都是仅仅限于一种兴趣。后来他因此搞起足球俱乐部来了，我只是因为朋友的关系，稍稍对这方面有点儿留心。迄今我在电视里唯一看过的完整的一场球赛转播就是前年河南建业对上海豫园那场，当时我正好在上海，而这场比赛决定他们球队的命运。结果没有成功。前一晚上大洪兄到旅馆来看我，谈起这轮比赛，我曾劝他千万不要乐观。比赛结束当晚，我们在南京路上散了会儿步，他对我说：还是你说的对，无论我们怎样想象黑暗，黑暗总是超出你的想象。仅仅一年之后，我们就又一次谈到这个话题。我知道他接受这样的结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到这里我想起大洪兄说过他是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对他来说，无论多么“悲观”，其实并未丧失“理想主义”的初衷；因为“悲观”是对一己之外有所认识，而“理想主义”本不关乎这个。我记得上大学时，《老人与海》里有句话曾经给过我们很大影响：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现在海明威已经不再是怎么热门的作家，这句话也在尚未被大家真正理解之前就给用滥了。让我们再重新体会一下罢：它应该是说在人生起始而非结束之时，所以不是给自己随便找个借口；而人生的真正意义或许就在于体会出“毁灭”与“打败”究竟区别何在。“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是坦然而坚实地走在自己人生的路上的。

　　最近几个月里，大洪兄发表了一组有关足球圈若干问题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以致有人告诉我，走在路上或在饭馆里吃饭时也有不相识的球迷过来和他搭话。我的老朋友成了名人。我听到这消息第一个感觉老实讲并没有多么兴奋。在我的印象里，写文章的人（比方说我）都是做不成什么别的事儿的；我自认为是理解大洪兄的，他本来是个行动者，有他自己的事业，如今竟然也只好拿笔杆子了，这能不让人悲从中来。虽然我也曾劝过他既然没法干就不干好了，可真的如此，还是觉得无话可说。至于他的文章，内容方面我因朋友的身分不便后台喝采，只是想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早晚总有一天会被解决，实在不行，单单时间本身终究也能解决一切。但是即使到了那么一天，这些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之光，或者说是智慧之光，也是不会黯然失色的。

　　这篇小文写完之后，忽然看到《歌德谈话录》里的一节话，正好抄赠给大洪兄，也算是给他的文章添加一个脚注罢：

　　“我们谈到，某些教授在发现较好的学说之后还老是在讲牛顿的学说，歌德说：‘这并不奇怪，那批人坚持错误，因为他们依靠错误来维持生活，否则他们要从头学起，那就很不方便。’”

　　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

　　其二：“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半年前我在《寄河南》中写道，关于大洪兄的文章，内容方面我因朋友的身分不便后台喝采。现在他的《与风车的搏斗》出版了，涉及该书的具体内容我仍然不打算插嘴。除了讲过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不知为不知”——此乃我们合该遵守的古训。但是这才是半句话而已，另外半句是“知之为知之”，似乎又启发着我应当再来说点什么。大洪兄自称是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我觉得他的书除了所讨论的足球圈里那些问题外，正可以看作一份“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实录。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它就更有长久的价值。等到有关的问题都不再成其为问题了，我想这本书还能葆有其生命力。

　　对于《与风车的搏斗》，有一句现成的评论，就是“思想的力量”，然而老实说我对此多少是有些怀疑的，这个东西能有什么力量呢，我们说“力量”时或许正因为它没有力量。讲到思想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成为现实，它无法获得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这句话三天两头有人说，其实谁都知道，现实中它的真正含义是：“只有当上元帅的士兵才是好士兵。”对于成千上万的士兵来说，他们藏在心底的那点儿小小愿望真是微不足道。只有元帅当年的士兵经历才真正成其为一种经历。但是思想不一定是现实中的真正存在，却不一定不是历史中的真正存在。历史如果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收集现实的一处场所，一种档案似的记录，甚至一座垃圾堆，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现实之外另标举历史这么个名目了。历史的真正意义也许在于它实际上是相互对抗而又相互补充的两种成分的延续过程：现实之外，思想本身在历史当中就是独立的存在，换句话说，它本身已经足以构成一部历史。我们这番话在前人那里未必不能得到共鸣。譬如“不以成败论英雄”，如果不是有心敷衍的话，恰恰明确提出了两个标准，或者说建立了两个价值判断体系，一个是“成败”，一个是“英雄”，前者属于现实，而后者属于历史。历史是有别于现实的一副眼光。不曾成为现实的愿望也是愿望，它们可能闪耀在历史的某一页里，至于为什么不能成为现实的具体原因甚至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这样成千上万没有当上元帅的士兵才不是真的微不足道，他们伟大的愿望与作为现实的元帅并存于历史之中。现在可以回过头去谈谈“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了，他到底“悲观”什么呢，他的“理想”又在什么地方呢。这当然是现实中的一个人，但是他并不以现实为终极目的，他知道比起现实来，历史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坐标系。

　　《与风车的搏斗》出版时，我曾经贡献过一段话，后来印在封底上：“有人说，戴大洪使人想起‘与他同样瘦长的堂·吉诃德，骑着瘦马，挥着长矛大战风车之悲壮天真。’对于那位孤独的骑士，尽可以嘲讽他抑或悲悯他，但是谁也无法断言他的搏斗是无谓的。”现在重新抄写一遍我忽然想到，在《堂·吉诃德》所描写的那场“大战”中，风车根本就没有“战”，它不过是照样转动罢了。战斗着的只是那位骑士。这真是我们上面所讲意思的一个完美象征，堂·吉诃德之挥动长矛，正有如人类之挥动着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堂·吉诃德，那么风车就是风车，它永远在那里周而复始地转动；有了堂·吉诃德，有了这场以现实的眼光看来毫无结果、简直荒谬的“大战”，风车在我们的心灵中就永远打上了“大战”的印记，它无法摆脱这个阴影。这就是现实和历史的区别，也就是在我看来堂·吉诃德以及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并非无谓的地方。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止庵按，友人戴大洪被“深圳读书月”评为年度致敬译者，有记者问我他的情况，我发给他十几年前写过的两篇小文，均曾收入拙著《六丑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