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著作，前后读了将近十种，其中最有启发的要属《先秦诸子系年》和《庄子纂笺》，但这都是大书，不是几句闲话所能对付过去的。现在要谈几种小书，即《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湖上闲思录》和《中国史学名著》是也。上来且先一讲我对钱穆总的印象。此老无疑根底很深，学问不小，只是立场太过正统，态度太过峻直，有些好为大言。所以看他的书，多从小处着眼，大处往往不敢苟同。相比之下，我喜欢的是“学问正，思想邪”的一路学者。从前孟子说：“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钱穆显然也有这番抱负。在我看来，此乃儒家最不可爱之处。这一层亦见于《中国史学名著》。书中线索清晰，说是打通之作也不为过，然而其所特别标举的“写历史的精神”、“写史人的义法”或“史书背后的史情和史意”，又似乎不甚是个道理。尤其过分高抬《春秋》，姑且讲真为孔子所作，孟子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也只是说说而已；钱穆则据此立论：“时代的杂乱，一经历史严肃之裁判，试问又哪得不惧？孔子以前的乱臣贼子早已死了，哪会有惧？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则自将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惧。”不啻“像煞有介事”，谁能拿这当真呢。从前胡适曾说钱穆“未脱理学家习气”，我不知道确切所指，大约这也算得一例。然而如前所述，读此书颇可长些见识，这原是讲演录，写得清简通脱，很是好读。

我一向认为钱穆是学问家，不是思想家。及至看了《湖上沉思录》，更坐实了这一想法。这是钱穆自说自话之作，意思浅近，与《先秦诸子系年》等相比较，最可看出功夫差别。然而如若不以深刻求之，只作“人生絮语”一类文字看待，则自有一种亲切意味在也。比方讲到鬼神二字：“东方人说，鬼者归也，神者升也。鬼只是已死的人在未死的人的心里残存下的一些记忆。那些记忆，日渐退淡消失。譬如行人，愈走愈远，音闻隔阔，而终于不知其所往。至于那些记忆，仍能在后人心里活泼呈现，非但不退淡，不消失，而且反加浓了，反而鲜明强烈地活跃了，那便不叫鬼而叫神。鬼是死后人格之暂时保存，这一种保存是不可久的，将会逐渐散失。神则是死后人格之继续扩大，他将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永远昭昭赫赫地在后人之心目中。如是则鬼神仍不过是现在人心目中的两种现象，并非先在的确有的另外的一物。”此种感悟，可谓既不违科学，又不离人情，正是恰到好处。而由此一例，又可体会钱穆笔意之舒徐自在，以文章论，实在也是好文章了。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成于晚年，作者自谓“下笔力求其简”，《中国史学名著》中亦针对范晔之“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说：“‘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直，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若论行文特色，正在“简”与“直”上，与《中国史学名著》与《湖上沉思录》均有不同。读此三书，乃是三副手笔，然而气象深处，又俨然一个人也。《师友杂忆》内容丰富，意思沉着，我想特别提出一条，便是有趣，足以打消不少“理学家习气”。譬如：“游西安毕，遂于归途游华山。……起程未半小时，路旁暴徒骤集，两人胁一车，喝停。余随身仅一小皮箧，肩上挂一照相机，乃此行特购，俾学摄影。两暴徒尽取之，并摘余脸上眼镜去。其余数十辆车，大率尽劫一空。余忽念此游华山，乃余平生一大事，失去眼镜，何以成游。遂急下车追呼，余之眼镜乃近视！他人不适用，请赐回，无应者。同游挟余行抵宿处，余终不忘怀。念暴徒或戴上眼镜不适，弃之路旁，乃又邀一学生陪余重至劫车处觅看，竟无得。废然归，一省府随员来云，闻君失去眼镜，我随身带有另一眼镜，请一试。余戴上，觉约略无甚大差。乃喜曰，此行仍得识华山矣。再三谢而别。”最是见性情处。我先说正统，次说不离人情，末了归为有趣，三书读毕，钱穆之各个侧面逐一展现于我眼前，书也算是读得有趣了。

                                                                                                                         二○○一年五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