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上大学，赶上外国文学开禁，因此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此事我已讲过不止一次，但是向来忽略了一点：当时是通过什么媒介阅读的呢，笼统地说“读书”好像并不准确。不少作品最初登在杂志上，后来才出版单行本，有些作家甚至连名字都是因为杂志介绍才知道的。这就要提到《世界文学》以及另一本杂志《外国文艺》，它们可谓我的重要启蒙读物。

有一次我去电视台做节目，话题是侦探小说，末了要推荐几本书，我举的其中之一是迪伦马特著《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篇作品最初就刊登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世界文学》创刊号上。我还记得那天在学校图书馆里，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迪伦马特的作品，也是第一次接触侦探小说。说实话，那会儿我只是为这故事所吸引，还没看出《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作为一部侦探小说的特别好处，或者说，它远远超越一部侦探小说的特别好处。以后读了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案情更复杂，破案更不易，我还以为比《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写得更好呢。

以后阅历渐广，思考稍深，侦探小说也读得多了，这才慢慢看出一点门道：侦探小说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传达了那个年代的一种理念，即这个世界是符合逻辑的，可以利用理性加以把握，而体现理性与正义的作为，总是有成效和有意义的，善最终能够战胜恶。就像博尔赫斯所说：“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博尔赫斯口述》）问题在于，假如这“时代”确实“杂乱无章”，那么“拯救秩序”就只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的一种愿望罢了。侦探小说拥有众多读者，究其缘由，或许就在于此。

回过头去想想《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作者却是明眼人，看穿了这世界根本不是如一般侦探小说所昭示的那么回事。书中的冒险家加斯特曼曾经当着警察贝尔拉赫的面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后者却无法提供他的犯罪证据，只能任其逍遥法外。时隔多年，加斯特曼大言不惭地对贝尔拉赫说：“我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犯罪者，而你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刑事专家。但步调是：我总比你先走一步，而你永远也追不上。我始终像一个灰色的幽灵出现在你的发展道路上，我始终有兴趣在你鼻子底下干出可谓大胆、粗野、亵渎神明的犯罪行为，而你却始终不能对我的行为提出证据。你能够制约那些笨蛋，但是我却能战胜你。”贝尔拉赫只能借另一桩加斯特曼虽有牵连但并非凶手的案子设下圈套，了结彼此这番纠葛。即如他对那桩案子里的真凶钱茨所说：“……这当儿我抓住了你，你，这个杀人犯，我把你转变成我的最最可怕的武器，因为绝望逼着你，一个杀人犯必须找到另一个杀人犯做替身，我把我的目的变成了你的目的。”落入贝尔拉赫的圈套，如其所愿杀了加斯特曼的钱茨说：“于是你成为法官，而我则是刽子手。”这里我们看到，面对没有限制的恶，善如果局限于善的途径，往往变得无能为力；利用一种恶来消灭另一种恶，也就成了行之有效的善，虽然多少有点无可奈何。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属于迪伦马特的早期作品，后来他创作的另一部通常也被视为侦探小说的《诺言》，则更悲观，也更深刻。在那里，就连贝尔拉赫所曾实现的都无从实现了，善对恶的抗争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显得荒诞可笑，甚至善与恶是否真的构成这个世界对立的两极，亦已难以确定。博尔赫斯所谓“秩序”彻底不复存在了。

我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此类作品，阅读快感全在过程之中，终卷也就完事了。但是《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与《诺言》却发人深思，而且可以反复体会，正所谓“历久而弥新”。说来迪伦马特只是借用侦探小说这形式而已，我以此名义予以推荐，未免有点委曲它们。

       这次因为想起当年在《世界文学》上读到《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打算略谈一点感想，但不敢轻信一己记忆，遂托朋友找来一份《世界文学》复刊以来的完整目录。其实很多迄今我仍然热爱的作家，都是在这里结识的。首先要提到卡夫卡，他的《变形记》载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虽然此前十几年内部发行过一种《〈审判〉及其他小说》，《变形记》亦收入其中，但我无缘得见。我曾说，如果我们不按生卒年月或者从事文学活动的先后，而是按照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光明与黑暗或者希望与绝望，将古今中外的作家重新排个顺序，卡夫卡差不多应该居于最末一位，他已把社会与人的本质揭示到底，比他来得晚的作家反倒陆续插在他的前面。我通过《世界文学》结识的作家还有品特（《生日晚会》，一九七八年第二期）、毛姆（《短篇小说四篇》，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辛格（《短篇小说三篇》，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契弗（《巨型收音机》、《绿荫山强盗》、《啊，青春和美！》，一九八○年第一期）、格林（《永久占有》、《梦游他乡》，一九八○年第二期）、格拉斯（《左撇子》，一九八○年第三期）、冯尼格（《无法管教的孩子》、《哈里逊•贝杰龙》、《艾皮凯克》，一九八○年第三期），等等。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一九八○年第四期）也是在这里看到的，虽然之前在别处读过他的《肮脏的手》。《世界文学》最早还以选译的方式介绍了贝娄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一九七九年第四期）、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一九七九年第六期）、埃利蒂斯的《俊杰》（一九八○年第一期）等，看到全译本都是在那以后的事。此外要特别提到，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一九八五年第四期）雄浑大气，一点不输加西亚·马尔克斯著《百年孤独》和富恩特斯著《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人间王国》作者自序中“神奇的现实”的说法，还启发我写了一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小书。顺便说一下，《人间王国》中译本仅在《世界文学》一见，迄未单行或收入作者的集子。

   《世界文学》有些栏目，如“现代作家小传”、“世界文艺动态”等，多年后再看可能已经没有太大意思，但当初却是难得的信息，我对世界文学的点滴了解往往来源于此，记得每期到手，总是先看这些，还如获至宝地摘录到小本子上。这恐怕是互联网时代，有“Google”、“百度”随意可查的人所难以理解的罢。《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资料”一栏连载的康诺利著《现代主义运动——1880至1950年英、法、美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一九八三年第四、五、六期）和伯吉斯著《现代小说：九十九本佳作》（一九八五年第二、三、四、五期），如今看来仍然取舍精当，卓见叠出，在书目类作品中堪称翘楚。我们这种门外汉，得以略窥当代外国文学潮流，这两本书功不可没，应该感谢从事译介的那些专家。可惜的是，这种启蒙工作如今没人愿意做了。……我拉拉杂杂讲了许多，殊无章法，无非是“饮水思源”这个意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