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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章兄:

大札接读,承蒙出了“书话”的题目,只怕我也讲不出多少道理。关于书话,我只有阅读经验,全无写作体会,虽然你提到几篇拙作,但像唐弢那种以书为题、一书一文的正宗书话,我迄今一篇也没有写过。说来原因很简单:我素不事藏书,家里没有老版本,平常读的都是坊间易得的新书,写不成书话。书话写作是有门槛的,对此我颇有自知之明。

日前往访赵国忠兄,他拿出好多稀有的民国文学书籍,在我乃是见所未见。如小松著短篇小说集《蝙蝠》,百灵著诗文集《火光》,疑迟著短篇小说集《花月集》、《风雪集》,爵青著短篇小说集《欧阳家的人们》、《归乡》,外文著诗集《长吟集》,也丽著短篇小说集《花塚》,成弦著诗集《焚桐集》等等。当下我对他说,这些倒真值得写一本书话了。我指的正是唐弢《晦庵书话》那路文章。

所以不如再来看看唐弢当初是如何写法;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如何说法。一九六二年六月,唐弢所著《书话》出版,序中有云:“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

一九八○年九月,该书增订为《晦庵书话》出版,新作序中则云:“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又说:“我个人认为:文章长短,不拘一格,应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因此,正如我在《书话》旧序里说的,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

两相对比,有几点值得留意。第一,《书话》序中将自己此类文章上溯于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曲话,未免有点夹缠,说来除了套用那里“话”这名字,此外就无甚关系。另外也不见得真的宗了叶德辉著《书林清话》,至少没有那么专业,那么系统。及至《晦庵书话》序中改说成题跋,才厘清了书话之为一种文体的源头。诗话、词话、曲话其实就是笔记,不过专注评论诗、词、曲而已,而《书林清话》也在笔记之列;题跋原是写在书籍、碑帖、字画前后的,即便单独抽出,亦非笔记一体,虽然在内容上题跋可能与诗话、词话、曲话有某种相合之处。

第二,《书话》序讲书话“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最是重要。《现代汉语词典》无“书话”条目,只有“书评”,释曰“评论或介绍书刊的文章”。这里“评论”即唐弢所说“内容的评论”;“介绍”则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书里的,内容方面的,即唐弢所说“作品的介绍”;一是关于书外的,非内容方面的,即唐弢所说“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具体就是“材料的记录”、“掌故的追忆”,包括一本书的版本,装帧,不为或少为人知的作者情况和写作经过,以及自己相关的收藏经历,等等。要而言之,书话不同于书评文章,而是一种特殊的书介文章。

第三,后人谈及“书话”,喜欢引用《晦庵书话》序之“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却往往忽略了作者讲的乃是“书话的散文因素”。其实他只是说不应仅仅罗列材料,而该把文章写得更易读些,也更耐读些。这里“一点事实”与“一点掌故”即是前述“材料的记录”、“掌故的追忆”;“一点观点”是说书话虽不侧重评论,但无论言及书里书外,最好有些一己之见;“一点抒情的气息”则涉及个人风格,未必能够推及于别位作者。我觉得还是当初《书话》序讲得更周全:“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

关于书话,我所能说的仅此而已。纸上谈兵罢了。至于自家这些年写的到底是哪路文章,不揣辞费,再说一遍:既非书评,亦非书介,只是因读一本书而生的想法,或涉事实,或涉思想,或涉生活,勉强加个名目,就叫“读书随笔”。

二○一四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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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止庵

122篇文章 5年前更新

止庵,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口腔学院)。做过医生、记者等。出版有《樗下随笔》、《如面谈》等。 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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